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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啰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份儿，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儿，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儿。”

这些财物到底值多少银子，无法估算。因为这是一起“客商”，带的主要是货物，不是银子。轰动江湖的“生辰纲”，不过价值“十万贯”，这一票货物，加上随带的金银，就算它价值一万贯吧。那么，留下五千贯归公，其余的五千贯分为两份儿，各两千五百贯。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儿，也就是每人分得227贯多一点儿，剩下的一份儿分给众喽啰们。当时梁山泊山寨中喽啰们还不是很多，不像宋江上山以后那样，有几千甚至上万人马。按最少有五百人计算，而且是平分的话，每人能分到五贯，这还不考虑喽啰们也分等级，如大小头目之类，他们是不是应当分多一点儿？就忽略不计了。这样算起来，梁山的分配，看起来很公平：头领们是“均分”的，喽啰们也可能是“均分”的（因为有头领在做榜样）；但是头领和喽啰之间，相差可就太大了：一个是227贯，一个是5贯，差距超过了45倍！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儿太悬殊了？许多人都称道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论套穿衣服”，以为那里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实，等级森严，在梁山上始终如一。再联系到第四回，周通和李忠下山抢到的金银缎匹，也是分成三份儿分配；周通和李忠各得一份儿，众喽啰共得一份儿。就算桃花山的喽啰比梁山泊少，至少也有300人。1：300，差距比梁山泊的1：45更邪乎。如果《水浒传》的描写“属实”的话，结论是：那样的喽啰，实在不能当！

第三件事情，就是晁盖在梁山泊安顿下来以后，想起宋江放他的恩情，派刘唐下山来给宋江送金子，从而引发“宋江杀惜”这一场好戏。

从道理上说，晁盖和吴用派任何人下山，都比派刘唐下山强。刘唐脸上有老大一块青色胎记，走到哪里都十分显眼。可以想象得到：晁盖等人在黄泥冈劫走了生辰纲，并没有把押解的奶公和装作挑夫的厢禁军杀死，那么多人见过晁盖等八人，别人的面貌记不住，刘唐的面貌特征如此明显，只要有三四个人一描述，就能够画出一幅图形来四处张挂通缉。他在这个时候下山来，不是找死么？万一被“做公的”抓住了，不但刘唐没命，搜走了他所带的信，连宋江和朱仝都会受到牵连。

晁盖送来一百两黄金，宋江只留下一块，其余的全让刘唐带回去，并且嘱咐：“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来取。”这绝不是虚情假意，更不是怕日后受到牵连，因为他是担着身家性命干系去报信救下晁盖七人的。他还让刘唐连送给朱仝等人的都别留下，这是因为他考虑到惊动的人越多，越容易出纰漏。可惜他给别人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要给自己消灭罪证，终于酿成大祸！

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很可能是有人物原型的。《大宋宣和遗事》中说这一段故事，虽然和《水浒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枝节脉络，几乎完全一样。请看引文：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晁盖）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这里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以后，事情泄露，约了杨志等十二人，一同到太行山的梁山泊去落草。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从东北至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这个“梁山泊”，是不是就是山东境内的梁山泊，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分析，宋代在东平府和郓城县之间，的确有过一个因为黄河决口而形成的相当大的湖泊——梁山泊，那么，晁盖等人要落草，到这里落草也许正是最佳选择。但是真实的历史，宋江等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过山东的梁山泊，甚至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只是像李自成那样东游西蹿的“流寇”。此外，晁盖等人如果是在冀豫边境的五花营劫取的生辰纲，那么到太行山可以说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