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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的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成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要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会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不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进城农民学习和借鉴的。

邱启光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也是他赠给所有同样来自农村的寻梦者的格言──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4）

“我觉着，先有思路，后有出路，没有‘梦想’，如何‘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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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

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我们总可以看到农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据统计，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从2005年起，农民从打工中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农业中的收入。

尽管农民工进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收入较低，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种现象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建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

然而，中国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经济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要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这些改革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过急过快的城市化的一个副作用是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笔者曾长期在菲律宾居住，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访问南亚的许多国家，亲眼目睹了贫民窟居民的惨状。在贫民窟中，城市贫民的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往往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发展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因此，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农民工早日成为城里人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业条件。应该说，进城了的农民工都已经有了一个工作。但他们的初始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收入升级，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近年来，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

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