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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赋予正在发生的新闻以严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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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1）

文化能做什么？当诗人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1869年1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46岁的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在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文、拉丁文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帝国的年代。英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马斯·卡莱尔1967年将民主体制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英国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跳下去”，贵族政治与文化传统在民主化浪潮中将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1909年仍让H·G·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马修·阿诺德发现，他的同胞竟然将煤与钢铁视作“国脉所系”，机器则成了公众的信仰。

在这个熟知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英国学者眼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夷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延续着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是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被报刊称作为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着，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涨，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也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以至于他说：“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区域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勒斯，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马修·阿诺德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这种理想。尽管像很多杰出的作家一样，他面临着公务员与作家两种职业的纠缠，但他对于利用教育来将文明理念渗透至每个人心中的热忱却很少消退。如果我们说16世纪的路德使人人都是传教士，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使人人成为艺术家，那么身处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则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都能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成为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像很多薄薄的小册子一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是演讲与论战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带有过分强烈的即时色彩，充满了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论敌的名字与观点，几乎像是一部长篇的新闻稿，或者一位写作过分冗长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集。但是，它却熬过了漫长的时日。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几乎成为阿诺德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的声誉超越了作为诗人的阿诺德，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诺德超过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阿诺德。这是因为，阿诺德提出了几乎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难题，即当一种旧传统已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是，阿诺德表现出一种已经失传的气质—知识分子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自己的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就像牛津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而阿诺德“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致力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