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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们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

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总有一代人，会像李普曼那样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等到《光荣与梦想》式的中文著作轰然诞生，等到《纽约时报》式的中文报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被响亮叫卖，等到伍得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国记者成为国家英雄。

然后，历史在他们手中“终结”。

然后，“最后的中国人”出现了，他们与龙应台看到过的美国青年一样，“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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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吴晓波

2005年于杭州

吴晓波，1968年生人，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贝塔斯曼亚洲公司签约作家，从事企业发展谋略研究。已出版著作有：《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温州悬念》、《被夸大的使命》等。其中，《大败局》一书被誉为“迄今惟一关于中国企业失败的MBA式教案”，并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吴晓波同时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

自序

这本书中绝大部分篇章写于2001—2002年间。在我喜新厌旧的智力探险里，那时的我正沉溺于西方新闻史。不可避免地，我赋予了那些杂志、报纸与新闻记者们或许其并不具有的特质与意义。日后想来，那种过分抒情化的描述，可能正是对自己工作意义的某种不够自信的表现，因为彼时我刚刚正式进入这一行业。

剔除其中过分浪漫化的、不够客观的语句，偶尔跳跃出的一些文字今天读起来也仍旧动人。它不自觉地流露出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却可能在一个瞬间对你产生某种鼓舞。

媒体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是我最热衷探讨的问题，尽管解读常常是不令人信服的。把旧作结集出版，可能是创造力匮乏的前奏，但我更愿意理解成是情感的回归。四年的记者生涯，使我变得比从前成熟（也更世故），对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了解得可能也更深入。但毫无疑问，我不无怀念最从前的那种由无知带来的激情与冲动。

我期待的阅读者是那些刚刚进入新闻业的年轻人。他们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的媒体世界正被一种惊人的平庸、粗俗的气氛包围着。造成现状的原因复杂，一些是公认的，但更主要的却是来自新闻人的自甘堕落，尽管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

透过这本书，我想对大家说的是：你即将展开的故事，远比眼前能看到的更加辽阔与激动人心。不切实际的幻想可以被原谅，但如果你拒绝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状，不相信个人的意志将可能给社会整体的变革带来戏剧性的改变，那么你很可能会错过这个必将被证明是奇特而富于变革意义的时代。

。　想看书来

国家与教堂之争（1）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想在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言。于是，他非常客气地给总编辑罗森涛留了一张便条，询问他这样的文章是否值得发表，并声明采用与否全凭编辑的意见。作为这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能够影响总统选举与政府撤军的出版物的最高决策人，苏兹伯格深知不容干涉的编辑权是确保该报获得长远成功的基础。所以，该报在挑选每一位总编辑时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总编辑的权威与意志是不容挑战的，他定夺报纸上的每一个细节。

阿瑟·苏兹伯格遵循的是新闻界长期以来的游戏规则—编辑权与经营权截然分开。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规则。20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产生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发行人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主编全权处理编辑事务，为“教堂”。两者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由于亨利·鲁斯认定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所以鲁斯时代的“教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更乐于别人视他为时代公司的“总编辑”，而非什么最高行政总裁。对编辑部门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