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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空袭。车下的人得了近便，纷纷四散逃跑，或卧倒于田边地头，或藏身在沟坎河岸之下。难就难坏了已经挤上火车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车上宝贵的一席之地，如果下车防空，岂不等于前功尽弃将胜利果实白白断送了么？因此车上的人都硬着头皮不愿下车。胆小的见别人不挪动，便也壮了胆子不动，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巴望敌机驾驶员看清这是一车手无寸铁的难民而不是军队。有个有国际知识的医生在车顶上铺开一面自制的红十字会旗，好让日本飞机遵循国际惯例回避民用列车。但是这回他们恰恰想错了。

九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三菱式〃轰炸机排出整齐队形飞临车站上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寻找和轰炸军用目标。天气晴朗，地面的车站租列车历历在目，红十字会旗和难民的身份也不难识别，但是对于每一个被战斗冲动折磨得浑身燥热的日本军人来说，他们是决不愿意放过面前这个打击中国人士气的大好机会的。你们中国人不是万众一心吗？你们不是众志成城全民抗战吗？既然你们的政府敢于宣布向皇军开战，那么就应该让你们全体国民懂得抗战的代价意味着什么！战争伊始，日本军部下达命令，对中国境内〃一切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军部没有解释哪些属于〃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中国境内的目标：一所学校，一座医院，一名妇女，一个儿童都可能被视为〃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而遭受打击。日本军队公开取消对战争的一切禁令对平民大开杀戒的野蛮行径，甚至令当时尚末疯狂的另一位欧洲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也感到难以接受。他愤怒地对他的将领们说：〃你们看看，这些野蛮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墨索里尼秘传》第四章第四十三页）换另一种角度讲，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得人类对待战争的思路也大相庭径，西方人认为屠杀平民和虐待放下武器的战俘都是犯罪，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既然军队都来自平民，那么轰炸平民也就是间接地消火了敌人军队，这样的作法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因此当飞行员发现地面的列车目标时，他们无疑个个感到精神亢奋喉咙咕哝作响，一种类似把敌人赶进屠宰场的快意极大地刺激着日本军人绷紧的大脑神经。轰炸敌国火车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军人只管完成任务而不管道德，研究道德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何况轰炸平民列车不会遇到危险，就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样安全。所以日本飞机几乎无需任何战术动作的掩饰，就一架接着一梁朝目标直接俯冲下来。投弹，扫射；拉起来，再投弹，再扫射，如此循环往复。机枪喷吐火舌，炸弹一枚接一枚落入车站，有的炸弹竟直端端钻进车厢里，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松江火车站顿时被淹没在一片粉红色的血雾和遮天蔽日的火海中。这场血腥屠杀历时约半个小时，两列火车被炸脱轨，车站内外到处是人的断肢残体，许多尸体已不可辨认。据当时有关资料称；死难看约一千二百余人，伤者无数。

空军第二轰炸机大队官兵是从当晚的广播里得知上海松江惨案的不幸消息的。

对受害一方来说，轰炸平民当然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理应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但是战争本身即是屠杀，没有人道可言，因此任何对于战争的道义谴责和正义言词同战争的行为相比，都是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的。分队长沈崇海中尉由此感到某种无言的自责。

虽然平民列车遭到轰炸并不是他的过失，并且空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攻击敌人舰队，但是惨案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责备和期待。

如果军人不能保卫国防，保护自己的妇孺儿童，那么国家和老百姓（纳税人，供养军队有什么用处呢？！

沈崇诲，祖籍江苏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父亲为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高干子女，享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特权。三十年代社会上留学经商风气很盛，许多官僚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沈崇海大学毕业正值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虽然战火还没有燃到他的家乡，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从军的道路，跨进中央航校的大门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的情形与农民参军不同。农民往往因为走投无路，因为被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家乡流离失所奸淫了妻子女儿才怀着深仇大恨拿起枪杆子，知识分子则出于爱国主义的传统和责任感选择从军。八月十九日，天气继续放晴，早晨天刚亮，飞行员全体集合，收听广播里南京蒋委员长的命令。委员长操着浙江奉化口音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平民的暴行，然后命令各大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