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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美国专注于与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假想竞赛，那更像是*与集权的对抗。这场竞赛催生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几乎所有大规模公共支出政策都被冠以“国防”这个形容词。例如，《国防教育法案》称人造地球卫星对于美国的教育具有标志性的贡献，该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原本是为美国造就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便与苏联对抗，但该法案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培养了一批处于美国各行各业前沿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国家州际及国防高速公路法案》计划以长达4万英里｛1｝的笔直四车道高速公路取代以往蜿蜒迂回于各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双车道联邦公路。这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旦开战，这些高速公路可以加快军需用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速度。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快速降低了商品在国内的运输和配送成本、刺激了汽车销售、带动了郊区的开发，从而推动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国家应谨防出现“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他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于提供就业岗位和保持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约有100家公司获得了国防合约总值的2/3。这些巨型公司大多拥有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员工们也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到1959年，20％的加利福尼亚非农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拥有大型国防合约的企业。在华盛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2％。

国防合约也同样在太空领域和电信领域孕育出大量未来科技。投入到科研和发展综合武器系统的数十亿美元经费促成了最初的晶体管的问世，后来被应用于计算机；硬塑料最终应用于汽车和家用电器；光纤成了因特网的“信息高速公路”；激光后来被发现可以应用于视力矫正手术；喷气发动机使商用飞机能够在无需再次补充燃料的状态下飞行上万千米；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精密计量器、感应装置和电子器材被用于成千上万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中。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节中所要讨论的，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这些科技的公司和行业共同推动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的最终瓦解。

20世纪中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国家。那时，被战争拖垮的各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力向美国出口商品，也没有能力从美国进口商品。即便到了1960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也仅有4％产自国外，使用的钢材只有4％来自海外市场，不到6％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的原产地在美国境外。然而，美国在那段时间一直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进一步遏止苏联的扩张。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同样动摇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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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它与我们今天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坐拥美国顶级大公司的人不断表示（用几十年前由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的话来精确描述的理想状态）：他们的工作是平衡受公司影响的每一个人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广大民众的需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弗兰克·艾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其他公司总裁的类似言论）：“管理工作是为了维护各种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公平和平衡，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一般民众。公司经理之所以获得了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于大众的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士早已在他们的工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财富》杂志告诉那些身居公司高层的读者们，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以广阔视野来看待自己的责任：“为了采取一种专业视角，管理者必须采取超然、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某一时刻的机遇与策略，成为产业政治家。”

这些身居公司高层的人很自然地扮演起这一角色，其中许多人在二战时曾供职于政府高层，并且战后仍然在公共顾问机构、专家组和委员会任职。（当“引擎查理”威尔逊带着一群通用汽车的高管们入主五角大楼时，*党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不无讽刺地说，美国把政府从新政拥护者手中交到了汽车经销商手中。）这些自我标榜为“公司政治家”的人经常在国会上作证，花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在Studebaker公司的CEO保罗·霍夫曼、Benton&Bowles广告公司的比尔·班顿、伊斯曼…柯达公司的马里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