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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坐满了日本人。站在台上，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我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突然深深疑惑起来——向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亲属，还曾侵略过中国），呼吁救援灾难中的我的祖国和人民，会获得怎样的回应？

吉冈先生亲任主持人，先是让我们各自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进入了赈灾环节。全场默哀3　分钟，那一瞬，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安静得如同旷野，听得见舷窗外太平洋不息的涛声。

然后，中方开始了演示和宣讲。

芦淼和中国旅行社的王莹女士，站在惨白的光环中，以一种低沉而缓慢清醒的语调，描述着我们那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祖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天灾，描述着英勇的人民如何在灾难中相濡以沫奋起救灾……

我听见周围此起彼伏的唏嘘之声，我看到晶莹的泪珠从一张张酷似我们的同胞，然而却是异国之人的面庞上缓缓滑下……在这一瞬，我确切相信了人类的良知和慈悲，有着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光芒。

结尾的那张图片，是一个中国孩子从塌垮的废墟之中伸出的一只小手。经过屏幕的放大，那只伤痕累累布满尘埃的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芦淼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只手上。芦淼身高1　米八以上，他的手掌比一般人显得厚实，但在这只渴望援助的手面前，仍然是那样单薄和微小。

所有的期待，都在这手与手的相叠中传达。

会后，开始了紧张的募捐策划。因为决定由我在新加坡飞回北京，将和平之船捐出的善款以最快的速度转交中国红十字总会，这样船上的有效捐赠时间，就只有22日一天。日本是一个使用信用卡非常普遍的国家，尤其是和平之船上，人手一卡，完全禁用现金。哪怕是买一张明信片一支牙膏，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刷卡，但这一次捐款限用现金，这就给很多人出了难题。他们的现金不多，大家说如果能容他们在新加坡ATM机上提取现金，就可以多捐一些了。

我们重申“礼轻情意重”。捐款不在多少，重在情谊。

日本的志愿者连夜找纸箱子做捐款箱，小文和芦淼，还有翻译小唐等，一大早就背上了募捐箱，站在饭厅门口，向每一个走过的人，解说灾情，呼吁捐款。吉冈达也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和志愿者们站成一排，大声呼吁捐款。他开玩笑说，谁要是一点款都不捐，要想通过这道人墙，恐怕不容易……

有一位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她说，我也要为中国的灾民们贡献力量。我老了，别的事情干不成了，我就背上一个捐款箱，见到人就去募捐吧。小文把她募捐时的形象拍了下来，真是非常美丽的老太太。最重要的是，仁慈使人美丽。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吉冈达也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好的募捐纪录，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都要辉煌。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吉冈先生非常郑重地把封好的捐款交到我手上，周围的人们都撒下了热泪。吉冈先生还说，希望我能向中国红十字总会表达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灾区目前最需要怎样的专业帮助，他们可以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灾区。

24日凌晨，我从新加坡机场起飞，6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机场。这种红眼班机，让人昏昏欲睡，但我却一分钟也不敢大意，在暗中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包，包内装着巨款，这可是和平之船上千名乘客的心意，万一出了差池，担待不起啊。7点多出了机场，我顾不得满脸倦意，用冷水激激脸，直奔中国红十字总会。

清晨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街道，一点变化也没有，陌生的是空气。海上的空气无比新鲜，带着薄荷的清凉，城市的空气，则有浓郁的汽油味，令人的肺叶不敢舒展。

因为是外币捐款，要到二楼清点。这些款子里，有日元、美元、欧元，还有人民币，清点起来很费时间。（人民币不是我们这几位中国旅客捐的，我们都捐的是外币。后来想到可能是船员当中有中国工人，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区，作为游客的我们是无法进入的，平时都不曾见过他们，没能打过招呼。这一次，他们也贡献了力量。）

清点的结果是在近万美元捐款中，比日方交给我的数字多出了10美元，我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清单上做了更改，并盖上了专用章。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幸亏是多出来10元钱，若是少了10元，我心中会长久不安的。

走出红十字总会的大门，我仰面朝天，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灾区的父老兄弟们啊，但愿这一点点捐助，能化为你们的几顶遮风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