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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知道这种时刻，抗震救灾是多么需要人手，而自己却要出国旅行，心中充满了难堪的负罪感。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国内13日清晨到达首都机场。时间太早了，看不到报纸，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抵达东京的时候，因受台风影响，凄风苦雨，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心境黯然。出了机场，看到报亭的报纸报道中国地震情况，标题令我们非常愤然。

到达横滨宾馆住下，因为送我们上船的中国旅行社同志脚踝严重受伤（在北京第三航站楼上摆渡车的时候，有一个台阶完全没有任何标识，她一脚踏空了。在此向新航站楼提出严肃意见——登机口的台阶处，应漆以显著的黄线警示。），我陪她到医院诊疗。后来才知道她是骨折了，真是佩服她的勇敢和坚强。忙忙碌碌的直到夜半，没来得及看电视。

第二天，横滨依然是风雨凄迷，我们到了出港大厅，熙熙攘攘，挤满了乘客和送行的人。轮船开动的那一刻，船下很多人哭了，跟着船跑出很远，泪眼婆娑。我想，日本是个岛国，以前出海的人，生死未卜，这一次旅行万里迢迢，历时三月有余，要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还要掠过北冰洋的边缘，所以就格外难舍难分肝肠寸断吧？

船开动之后，我拖着行李找到自己的舱房。因为是靠近水面的底层房间，颠簸较重。我原本就有晕船的毛病，这一下子胃里更是翻江倒海，只好到卫生间呕吐一番。好在早已有了思想准备，知道晕船这个症状，并不是病，只不过是内耳的半规管太敏感了，只要坚持住，就会逼迫它渐渐地麻木起来，最后适应波涛起伏的节律。对着马桶放肆地大吐特吐，真是一件爽快事。

可惜理论上的正确认识，代替不了生理上的强烈反抗。我僵尸一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随着船舷的每一次侧动，都会灵敏地觉察到自己体内所有的液体，都随之共振。血液、胃液、肠液、脑脊液，甚至关节腔的液体，一概上蹿下跳……我只好服加量的抗晕动药，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眩晕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借到孙悟空的金箍棒拿来一用。因为记起这件无敌兵器在龙宫时的原名——“定海神针”，扔将出去，一把将海死死定住了，风浪即刻会止息吧。

到了第四天，反动的半规管终于投降了，早上起来，我第一次感到不再天旋地转，可以进行比较正常的思维了。这才发现，船上的很多设备没有就绪，一卷卷的地毯正在铺设，电视里没有任何信号，电梯不能开动，网络无法使用……人高马大的欧洲工人们，正在各处马不停蹄地调试安装着，整个船体到处叮叮当当。

我说，这好像不像是日本人的风格啊，有点“边设计边施工”的味道。

后来才得知，租赁这条船的谈判几经波折，等到一锤定音，后面留给装修的时间已非常紧张。欧洲工人不肯赶工，出海的日期又是早就定死了的，只好带着并未完工的材料仓促远航。

日方原来准备由我讲一堂中国文化课，主题是中国的妇女和少数###，说这是日本民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估计，一是因为我是女作家，人们觉得由我主讲妇女问题，顺理成章。另外当时正值全球奥运火炬传递之时，很多人对西藏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从我的简历中得知我在西藏十余年，觉得我对此有发言权。

为祖国募捐（2）

我是个不喜欢演讲的人，这一次又是完全自己出资的个人旅行，所以刚开始我很想推托。不过想到这是中国人首次搭乘外轮环球旅行，尽管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此刻却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就给自己打气，把这件事答应下来，进入紧张的准备中。同行的朋友们都非常帮忙，觉得一定要讲好，给咱中国人争光。

我们开始议论如何入场，觉得要有精彩的中国音乐，最好是民乐，充满了民族特色。还要有尽可能多的中国元素出现，让这台演讲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为此，大家开了好几次会，群策群力。日方也十分重视，专门派出联络员，和我们商讨细节。态度之认真恳切，让人感动。

然而，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起来。

地毯没有铺好，这不要紧，走路的时候多加小心，不被翘起的地毯边沿绊倒就是。电视没有信号，这也不要紧，不看就是了。电梯无法工作，也没什么，每天从楼梯爬上爬下权当锻炼身体。没有网络，却让人万分心焦。

同行的一位中国客人有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因通话费极贵，我们为自己的私事，都不好意思借用。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心中的悲伤和思念也越来越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