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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人对所有的他人来说，是一个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对这个人来说，也都是非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人性地对待；这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人性这回事。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称之为人性的话，所谓的人性就是这种非人性的人性。实际上它是因匮乏而造成的一种物质否定性，一种惰性结构，已经被我们内在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消除匮乏的前景，萨特在一般意义上不否认人类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可能达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或然性。他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持续不断的累积式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萨特看不到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劳动产品丰富到足以彻底消除匮乏阴影的程度。他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消除匮乏的可能性。在萨特看来，一旦匮乏消除，我们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这种特性既然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的现实特性同样会消失。也就是说，到那时，人已经不复为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或告一段落。至于新的人类（如果还可以称为人的话）和历史是什么，那已经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萨特强调匮乏，将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匮乏只是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的基础，而不是实在性的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实在性基础，是处于匮乏状态的个体的实践活动。我们说个体生活在匮乏的环境里，这种说法还是抽象的。在每一个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必然被社会的统治者或社会制度惯例选择为牺牲者；根据匮乏的总体情况，需要清除的多余人口的规模也可以确定。但在这个阶级内部，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仍然具有某种非规定性：他们既可能成为幸存者，也可能确定地成为被清除的多余成员。

出于生存的需要，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力求成为幸存者，这也是他必须以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根本原因，劳动就是人对匮乏造成的威胁之超越。他所生产的物品在同人的关系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在场的实在的存在，他生产它们、拥有它们、消费它们，等等。在此过程中，他朝着自己的目标超越它们所代表的匮乏，他的实践是对匮乏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获得。制造一件工具或一种消费对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来消除匮乏。所以个体的劳动（同时是社会的劳动）放松了匮乏造成的紧张。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超越活动同时也让匮乏得以实现或继续起作用，通过社会环境、通过他人转而反对自己。实际上，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社会某个成员对其他人的情况毫不知情，甚至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处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物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物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种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根本关系，正因为个体和群体处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种契机，它经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紧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萨特采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他的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体化。他说：“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不言而喻，这个双重的要求规定了自黑格尔以来被叫做‘辩证法’的这个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2页）

辩证法要求真理的变化性，这应该是好理解的，意义自明，无须多言。而辩证法要求真理成为总体化的，则不那么好理解。对此，一种通常的观点是，将总体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整体性；真理成了整体性的真理，即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或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种总体化的过程或努力中不断形成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理“变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当萨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