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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庭为本&#8226；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8226；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8226；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身监禁。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这时萨特的年轻同事和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　萨特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种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人，这样做就是公然与自己国家为敌。对于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点。最后萨特想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种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动，为其主编的《为了真理》撰写文章。此外，在《现代》、《信使报》等公开刊物上萨特也发表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进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的主编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开始他们没有什么兴致：萨特的身体不太好，波伏瓦担心旅行会让他过于疲劳；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使他们意气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最后，萨特对波伏瓦说：“如果我们老是像这样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于是抛弃生活！”于是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们来到古巴。

在古巴，萨特受到热情接待。在大约一个月的访问中，萨特亲眼看到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看到六百万古巴人同压迫、饥饿、流浪、失业和文盲作斗争的情景。他随意参观、同当地人讨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这里的景色也是那么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相印证，萨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带给人民的幸福。看着这些获得解放、笑逐颜开的人们，萨特心中的阴霾不觉一扫而空。

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