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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师黑格尔却不怎么感兴趣，据他自己说，在大学期间几乎没有看过黑格尔的东西，只是有时听听关于黑格尔的课而已。他真正开始读黑格尔，是在大约20年以后。

当时马克思的学说在巴黎高师也有不小影响，学生中有些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尼赞就是其中的一个。萨特自己也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读后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跟其它社会主义学说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众多教条当中的一种。晚年他回顾这一情况说，年轻时他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的东西。但那只是理解了它的词语和观念，并不理解它可以运用到今天的世界中。所以当时这个学说对他没有任何触动。而30年后，他重读了马克思，在《方法问题》一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他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年轻时代的看法。

当时尼采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也很受欢迎。萨特读了夏尔&#8226；安德烈的六卷本《尼采传》，，还读了尼采的一些原著。不过其目的是写一部以尼采等人为原型的小说，对于尼采哲学本身，萨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还有一个对法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萨特在上大学前，在中学哲学班，就知道弗洛伊德这个人，读了他的几本书。在大学的第一年读了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在毕业前还读过《释梦》。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那套无意识理论不太对萨特的路子，特别是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方式相差太远，使得他很难接受。

大约在写《方法问题》重新评价马克思的同时，萨特也对弗洛伊德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作他构筑人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认为，精神分析学不全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它里面包含着他十分赞许的实在论思想。此后萨特还写过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那是在1959年。为此他又重新阅读了弗洛伊德所有著作以及大量的传记资料。

除了上面所说的哲学名家之外，萨特还读了一些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书，这是因为巴黎高师十分重视科学，而为了将来毕业后的哲学教学，他也得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它们没有什么兴趣。

大学期间，萨特读得更多更广的仍然是文学书籍。他继续阅读那些当代作家的东西，普鲁斯特、保尔&#8226；莫朗、康拉德、超现实主义者、……同时重新阅读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他最喜欢的作家仍然是司汤达。他也读了福楼拜的作品。早在五、六岁时，在外祖父的书房里，他就翻阅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看不懂。现在重读，懂倒是懂了，可他并不喜欢。在他看来，福楼拜似乎具有一种虐待狂和受虐狂倾向，存心让自己难受也让读者难受。但另一方面，福楼拜对于想象的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说人物之中，他说：“我就是爱玛！”这一点让萨特叹服不已。他很想搞明白福楼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在后半生，萨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究这一点。

实际上萨特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既多又杂，不仅仅限于哲学和文学。他读的书有的很专门，一般人通常都不读的，甚至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例如鲍尔─洛门和内波米塞娜&#8226；莱默西尔的东西。上课时老师提到某个人、某本书，他就去找这个人的书来读。他的博闻强记和涉猎面之广，在巴黎高师恐怕没有什么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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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阅读相联系的仍然是写作。萨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写作活动同他的恋爱有着密切关系。在第一次见到卡米耶不久，他就酝酿着写一部小说，定名为《失败》，是奉献给自己的“未婚妻”的。这部小说以尼采作为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说情节是围绕着尼采、他的好朋友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的。

从史料上看，这三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三角关系。有一段时间尼采同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关系非常好，成了瓦格纳家的常客；这夫妇二人把他当成自家人。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尼采同瓦格纳的关系渐渐冷淡，最后完全断绝交往。尼采在后期还写过激烈抨击瓦格纳的文章。在开始精神失常的那一两年，尼采在文章和信件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一种对科西玛的爱恋。但从科西玛这方面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她也钟情于他。因此还不能说他们三人之间有一种完整而明显的三角关系。

萨特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重现当时的历史，而是为了借历史人物来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