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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股文攻武卫之风在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迅速蔓延开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小单位到处深挖封资修。幼儿园的教师不再教书，学生统统放假。母亲还没有弄清眼前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便再次成为运动的批斗对象。

“文革”对母亲肉体及心灵的摧残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运动。虽说解放初期的审干运动和五七年反右运动母亲都没有逃脱，但那毕竟是在部队，政策把握得严，不搞人身攻击，再加上多少有父亲的政治因素，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便过关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以往，一来运动来势凶猛，二来地方根本不讲什么政策，三来父亲已鞭长莫及，于是数不清的批斗会和检讨书使母亲遭受到沉重打击。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她的精神支柱几乎濒临崩溃边缘，终于，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头痛、头晕、恶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摔倒在马路上，既使是这样，也必须定期到单位向造反派头子汇报思想改造情况。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磨刀霍霍地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拉开一副“大兵压境”的架势，并且谋划运用中程巡航导弹，对中国的核实验基地和北京、上海等一些主要战略城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针对中苏关系的骤然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又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加强北京的防御，中央军委急调父亲原部队28军北上，与北京军区联合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一下子由过去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了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一号命令，为了防止无谓牺牲，中央军委同时下令迅速疏散各省城干休所的所有老干部。命令发出后，我军各个部队立即进入一线战备状态。不久，中苏边境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开始向我前沿有计划地推进，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呈现出剑拔驽张之势。

在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我们全家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去安庆？母亲坚决不同意。安庆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她绝不能让我们兄弟四个从小背上海外关系的包袱，影响政治前途。

去九江、淄博、德州等中小城市的部队干休所？父亲又坚决不同意。他住够了高干成堆的干休所，他生怕部队高干子弟中日益盛行的玩世不恭之风把我们兄弟四个最终变成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还是回老家吧。”父亲深谋远虑地说：“小县城乱得轻，对孩子们影响小。再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修真的进来，我还能回家乡召募子弟兵打游击！”

母亲同意了。

九 磨难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初春，我们全家乘坐南昌到上海的列车软卧包厢离开南昌，先至上海，在国际饭店住一宿，又换乘上海到北京的列车向北奔驰一昼夜，到达我的祖籍——鲁西北的一座小城。

临行时，母亲到单位办理调动手续，可单位造反派头子却说，问题没有搞清楚，哪里也不能走。于是，母亲在单位拒绝出示一切证明的情况下无奈地离开了南昌，从此，母亲参加革命21年的光荣旅程便从档案上一笔勾消了。她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我父亲的干部履历表中：妻子，余耀华，职业，随军家属。

一夜之间，母亲的身份由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变成了随军家属。

这一身份的改变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母亲的胸前，使她整整10年喘不过气来。

二十几年前，风华正茂的母亲为了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彻底摆脱中国女人几千年来从属于人的宿命，毅然离家出走，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觅寻到了光明的前程。还是为了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她宁可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也不做全职高官太太，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别说是解放全人类，就连最初苦苦追求个人解放的梦想也破灭了，与命运拚搏半生，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依靠男人生存的随军家属。历史同母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轨迹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

我记得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列车停靠在鲁西北的县城小站，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家人，刺骨的北风使从未到过北方的我第一次对南北方的差异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

放眼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