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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回答先是令我惊愕不已，接着便也开怀大笑，觉得母亲不去学哲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用最简便的语言解决了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那就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母亲的答案真是淋漓酣畅，痛快至极。

四 参军

1947年夏秋之交，母亲走进座落在静安寺附近的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幼稚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母亲考取的这所国立大学是因为校长的赫赫名声而引人注目的。它的校长就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及儿童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浙江省虞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3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践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929年，又与陶行知共同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中心——中华儿童教育社，接着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幼稚教育实践基地——燕子矾幼稚园和我国第一所劳工幼稚教育实践基地——上海劳工幼儿园。1940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创办了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霸主地位，被誉为“儿童教育圣人”。他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提出了一整套“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培养儿童成长的首要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以及“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他特别强调要把“大自然、大社会”当成“活教材”，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

全国解放后，陈鹤琴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其提出的“活教育”理论遭到批判，从此告别教育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平反复出工作，可惜三年之后，便因病逝世，终年91岁。

母亲考取上海幼师之前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陈鹤琴校长的“活教育”理论很快吸引了她。母亲开始意识到，要想改造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无处不在的旧中国，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代“爱国家、家人类、爱真理”的“新人”，才能担负起振兴未来中国之重任。于是，母亲开始有了一种舍我其谁、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但是，母亲很快就破碎了“育儿救国”的梦想，时局的急剧恶化再次把她卷入政治旋涡之中。

母亲说，有两个人对她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校长。当时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浓郁。校长陈鹤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慈祥和蔼，乐于助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妈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许多外围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险遭日伪军暗杀。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都被他聘为幼师教员，掩护起来，才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而他自己则为此两度被捕。他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外，其余六个都是中###员。1947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做为陶行知的至交好友，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活动，并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不久，他便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并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嫉恨之深。

母亲时年19岁，正是需要和觅寻偶像的年龄，于是，入学不久，便将全部崇拜投入到自己校长的身上。并由此朦胧地出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陈鹤琴是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腐败了；他拥护共产党，自然是共产党得人心。

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