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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在抒情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短暂人生的欲望，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特别是感慨人生的主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诗歌的中心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文人的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还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时期以五言诗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后人把《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就诗歌的语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状况、表达的思想情调来看，其作者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的文人。在东汉中后期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国家为目标的文士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西汉初年以来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进一步成为当时诗歌的中心主题。以感伤悲哀为基调，《古诗十九首》抒写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等内容。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十九首》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的隐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这首诗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当时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敢于写这样的诗，显示了诗人的勇气。这首诗以它独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而流传后世。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是史学家、文学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诗歌教育。他的《两都赋》风格典雅和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咏史》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诗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了冷静理智的成分，体现出文人诗歌的特点，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项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项羽的宠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因此，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创的五言诗。《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等，尤以《二京赋》著称。其《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四愁诗》全诗共四节，受《诗经》中民歌重章叠唱手法的影响，每一节略作变化，语言也比较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虽然它的个别句子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节：“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的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与《诗经…蒹葭》相似，风格婉转动人。这是第一次用来写情爱题材的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