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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