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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旧唐书》卷十七载：唐文宗开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开成石经”对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学继续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代在州、县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可见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儒学的地位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

唐代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科举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九经”是必考内容。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诗赋也是主要内容。唐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等“六学一馆”。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尚书省的崇玄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国子学有生员三百人，太学有五百人，四门学有一千三百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当时进士如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时三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