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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张志公先生对我国传统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对古代诗歌教育传统是这样论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诵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极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感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起他们爱好语言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张志公文集》之四《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16…117页）。概言之，古代蒙学阶段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十分符合儿童的天性，因此，儿童很乐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五、古代诗歌教育重视诗歌的诵读和写作训练，将读诗和写诗结合起来进行。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它与诗歌教育相伴而生，因而其历史非常悠久。古代诗歌教育十分重视诵读训练。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诗经》就是因为被人们“讽诵”，因此能“遭秦而全”。《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主张：“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南宋…张洪《朱子读书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清代政治家、学者曾国藩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富有音乐性，非常适合诵读。格律诗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