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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不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诗人也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作用,力图通过诗歌来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他通过赞颂诗人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作用,使诗歌成为附属于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终目标是要借助于诗歌教育来巩固政治秩序、完善社会风尚。
二、《诗经》自成书之后就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啵�纭贰ⅰ段婪纭贰ⅰ锻醴纭贰ⅰ吨7纭贰ⅰ镀敕纭贰ⅰ段悍纭贰ⅰ短品纭贰ⅰ肚胤纭贰ⅰ冻路纭贰ⅰ惰矸纭贰ⅰ恫芊纭贰ⅰ夺俜纭罚�彩�濉豆�纭罚��话倭���弧堆拧钒�ā洞笱拧啡��黄��缎⊙拧菲呤�钠�弧端獭钒�ā吨芩獭啡��黄��渡趟獭肺迤��堵乘獭匪钠��
《诗经》最初称《诗》,历史上有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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