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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说），但大多数都消亡了，只有儒教或者道教和佛教交替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紧张和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可能是这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有时可能是那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甚至还会发生互相倾轧和争斗，乃至冲突和战争，但最终的结局却都是以达成一致意见，或以互相妥协和求同存异的方式使各种冲突得以解决。在这一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各派之间屡屡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终都能化解，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个体也能体现出这种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当然这要视当时的地点、情况和环境而定。常常是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元素在一个人身上交替体现，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定，人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为了生存人们可以忍辱负重，也就是说，外在表现得十分温良恭俭让，但在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孤傲的个性、不屈不挠的独立性。

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饭店。我又开始埋头于我的阅读之中。我开始学习有关中国唐朝伟大诗人韩愈的历史知识。韩愈是儒教的支持者，他抵制和反对来自外域的印度宗教——佛教思想，他撰写了大量的批判佛教的文章和激扬的诗篇并编成书籍。这位癫狂的伟大诗人之举激怒了当时支持佛教的皇帝，皇帝先判处韩愈死刑，在众多大臣的请命之下，他作出改判的决定，把韩愈流放到今属中国的广东地区，当时那一带鳄鱼遍布。

当我津津有味地继续阅读有关的历史时，突然，《中国青年报》社编辑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还带来了一位中国外贸部的先生，他转交给我一封来自华沙的信。这是一封我所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因为我们编辑部反对政府取消《既然》这个栏目，党中央决定撤销我们整个编辑部，派三位政府官员接管我们报社的工作。因此，一部分记者被解雇，还有一部分人在犹豫观望。”在信中我的同事们问我，我有什么想法？

中央外贸部的先生走后，我没顾上多想，就对李同事说，我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让我急速回国。我现在得立即打道回府。我看到李同事的脸抽搐了几下。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到楼下的餐厅吃了晚饭。

离开中国时的心情与离开印度时一样，为此我感到很遗憾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有意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原因是，迄今为止，这个国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世界。但它正试图拉我进入它的轨道，并要完全吞噬我，它使我着迷，使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我心中似乎燃起了一把火，我渴望了解它，渴望把自己完全熔化和溶解在这个对我来说仍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世界之中，并成为它的一员。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就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人，我的生活就在这儿。我十分渴望立即学会中国的语言，能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它的一切书籍，了解对我来说这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这似乎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弱点，因为在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是如此深邃、厚重、丰富、复杂而又呈多样性，即使我能弄懂一点皮毛，即使我可以做到一知半解，也需要耗费我毕生的精力。因为，这里的文化就像这里的建筑一样，有数不尽的房间、游廊、平台、屋瓴，进入它就像进入迂回曲折的迷宫一样，令人迷失其中。如果你走进其中的一间，你就会无法走出来，无法折回，没有回头路可走。要想成为一名印度学学者、中国学学者、*学学者或者希伯来学学者，必须是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对我来说，我已没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了。这个世界更能吸引我的是，让我去接触更多的新人新事，探寻新的道路，发现新的蓝天。其实最能诱惑我的还是跨越一下国境，探究一下国界的那边究竟能看到什么，这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要做的事。

我回到了华沙。我又开始懊悔我对中国的一无所知，我在中国期间的无所作为和我的孤独空虚。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派我去中国，是因为解冻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56年发生的“十月事件”，第二件是毛主席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我到北京之后，在华沙和北京发生的事却又恰恰相反，哥穆尔卡发起了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而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令人发指的政治运动——“大跃进。”

实际上，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就应该回国，之所以我的报社没有招我回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