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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提供了真实生活的内涵。

当然，关于未来谁也不会确切地了解，尤其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就更说不准了。因此，在我们的书中贯穿始终使用的词汇“将要”（比如“将要发生”）应该被看做是“很可能将要发生”或者“据我们看，将要发生”的简略表达法。这样我们就不用反复地重复那些累赘的表达法而让我们的读者昏昏欲睡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们上下调动或者平行调换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个人尽管在书中是甲公司的总裁或者乙大学的教授，可是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可能已经调到了丙公司或者丙大学了。除此之外，读者也不应该忘记最后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所有的解释都是简单化了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两点值得知道的重要事实。假如没有史蒂夫·克里斯钦森来帮助我们，那么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就不只是12年了。记得这部书写完时，我询问史蒂夫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好的编辑来协助我们。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了个毛遂自荐。史蒂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当时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之一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做过编辑，后来在《洛杉矶时报》辛迪加任编辑和总经理。几乎在3年前就开始和我们合作的史蒂夫证明是一位一流的当家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逻辑上的严谨、智慧、热情、和善和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他的加入使得这本书的杀青阶段成为了一种享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最后，由于我们的独生女儿卡伦的不治之症，使我们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从而减缓了写作的速度。海蒂常年日夜24小时在卡伦的病榻前悉心照料。她不仅在同女儿的疾病做着斗争，而且也在同医院的官僚制度和医学上的滞后做着抗争。因此，她只能是间歇性地为本书做些撰写工作。即使如此，本书中的许多假设、思想和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旅行、联合采访和毕生的讨论和争执的结果。

导言（3）

出于各种原因，海蒂不想让自己的署名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只是在1993年出版了《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鄄War）、1995年出版了《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之后她才有所让步。但是，读者们应该把所有托夫勒的书都看做是我们两人爱情生活的结晶。阿尔文·托夫勒

致谢（1）

这本书的问世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愿呈上我们的诚挚谢意！在此，请允许我们打破以贡献大小为先后的致谢顺序，让我们从内部说起。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家中写成的，书稿保存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里。

我们要感谢琳达·保罗，她在卡罗尔·西蒙的帮助下一直负责保管不断增加的研究档案。这些档案被整齐地归入大约5　000个类别。几十年来，琳达对档案数据了如指掌，她知道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她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订到航班座位，如何婉转地应对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

艾里西亚·加西亚负责我们的家庭事务以及家中的办公室，她聪明、善良、十分值得信赖。她在我们的女儿病重期间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

在工作和全球的旅行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

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在硅谷曾花费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解知识型经济的主要含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　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前任世界银行总裁之一威廉·伊斯特利，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知识及激励机制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的见解。

我们曾和米尔肯研究院的金融学家格伦·耶戈、苏珊娜·特里姆巴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时间与金钱的某些隐性关系。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艺复兴经济研究者、荣誉退休的迈克尔·D·英特利格特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从健康、水资源到核扩散，以及俄罗斯由共产主义向准市场经济过渡等领域。

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LLC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杰弗里·艾森纳克，他手下率领着50位经济学家。当认为我们需要时，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邮件常常在深夜时分纷至沓来。他的这些邮件时常为我们的想法注入新的理念。

我们还要向已故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致敬。与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谈话加深了我们对混沌与秩序的理解。混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