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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不应该听了刺耳的意见就大发雷霆。看来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虚心纳谏的风度。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检身体偶有不适，临时通知暂停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后，他幡然悔悟，虚心接受，特地用工笔小楷写了手谕，对辅臣褒奖备至，称赞他们“忠纯体国，念笃爱君”，“言同药石，朕心忻悦”，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一如既往批评自己的过失。当时担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在他的回忆录《思陵典礼记》中，记录了这份手谕，而且亲眼目睹这份手谕刻成碑铭的经过，他评论道：皇上的书法模仿唐太宗，手谕写得清秀遒劲。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朱由检似乎处处都在仿效唐太宗，不仅书法如此，而且在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态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他还是经常流露出刚愎自用的劣根性，但毕竟有意识向这个目标靠近，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后宫生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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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4）

朱由检的后宫生活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亮点。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从中流露出希冀国祚绵延长存的心态，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慈烺生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为长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当然地于次年册封为皇太子。为了栽培这位皇太子，他亲自选拔老师——“东宫侍班讲读官”。崇祯十五年（1642）正式开始皇储的教育。内阁辅臣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了“讲仪”，特别强调“览史以佐经”——把学习历史作为学习经学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了解历史上的治乱、邪正、是非，以古鉴今。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检“日讲”完毕，与内阁辅臣议论太子的教育事宜，郑重其事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条例，例如不得离间亲亲，不得交结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礼，以及内外有别、出入谨慎等。周延儒读了这八条以后，向皇帝询问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蒋德璟提醒太子身边的伴读与典玺（掌印）人员很要紧，朱由检说：东宫将来即位，这些人就是“从龙之人”。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将来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