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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对抗，搅得当局人仰马翻。朝廷上下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会推”的名义，把看不顺眼的耿介大臣杨鹤，上报给皇帝，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但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点犹豫不决。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任洛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1612）被提升为御史，履行监察职责直率无忌，遭到当权者排斥，不得不借口生病，辞官而去。天启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依然不改耿直作风，无所顾忌地为熊廷弼辩护，被魏忠贤革职除名。崇祯元年（1628），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右佥都御史，使他感激涕零。为了报答皇上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他在九月初九日呈上一份奏疏，献计献策，主旨就是：励精图治的要害在于培养元气。他细细分析国家的三种元气大伤：

一是小民元气大伤——从万历末年辽东战端开启以来，加派赋税，大肆搜刮，小民元气大伤；

二是封疆元气大伤——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边陲又捉襟见肘，兵马武器粮饷丧失殆尽，封疆元气大伤；

三是士大夫元气大伤——士大夫分立门户，彼此攻击，跌宕起伏，以后又有“阉党”专权，屠戮忠良，致使士大夫元气大伤。如今就好像大病初愈，脉息未调，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元气。希望皇上不要急于谋求进取，镇静从事。

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

吏部要求他担任一个人人都不愿意担任的职务，使得杨鹤处境十分尴尬。当时杨鹤已经是都察院的右佥都御史，协助都御史于汴处理院务；按照惯例，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是不应该转调外任的。但是，皇帝不但批准了吏部的会推，而且特地在平台召见了他，把平定民变的重任委托给了他。这使他诚惶诚恐，进退维谷，立即向皇上说明，臣实在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治理边疆的阅历。朱由检却不以为然，一定要他担当这一重任。杨鹤不好再推辞，否则就有规避风险的嫌疑，而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实在太勉为其难了。当皇帝询问他有何平乱方略时，从无军事经验的他只能泛泛而谈：“清慎自持，抚恤将卒。”皇帝欣赏的正是他这种“清慎自持”的作风，所以才任命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平心而论，杨鹤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却难以胜任一名总督，这是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杨鹤日后在陕西的失败，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鹤怀着勉为其难的心情，踏上了去陕西的征途。抵达陕西不久，就遇上了“己巳之变”。当地驻军纷纷奉调“勤王”——保卫北京，陕西一下子陷于兵力空虚的状态，根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剿灭到处出现的“流寇”。这使杨鹤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不得不改变方针，由围剿改为招抚。这是事势的必然，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话要说回来，在围剿与招抚之间，一介文人出身的杨鹤，当然比较喜欢招抚。

而这一抉择，恰恰与皇帝当时的主张不谋而合。

崇祯三年（1630）二月，总督杨鹤正忙于督促勤王兵前往省城，造反武装乘机攻打宜川县城，包围韩城。陕西巡抚刘广生截留勤王兵反击，解了韩城之围。皇帝朱由检获悉此事后，作出如下批示：由于招抚失宜，才导致民穷为盗，陕西地方官今后还必须“察吏安民”，营造“平康之治”。在他看来，民变是因为“民穷为盗”，而“民穷为盗”是因为政府的招抚失宜，今后如果在“察吏安民”方面下功夫，在安抚、抚恤、招抚民众方面下功夫，那么“平康之治”并不难实现。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2）

此后陕西籍的御史王道纯向皇帝报告：陕西“流寇”之患已有三年，而人情仓皇震动，是什么缘故？原因在于三年没有下雨，一斗粟卖到白银五钱；军队长年缺饷，士兵饥寒。在这种情况下，绿林好汉一声号召，风声鹤唳，强者攘臂而造反，弱者俯首而跟进，贫者企求以此暂缓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