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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付辽东的后金，又要对付漠南的蒙古。因为这个缘故，朱由检在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宣府、大同一线，抵御漠南蒙古。并且要求他们二人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面议的结果，不谋而合，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抚西以拒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所谓“抚西以拒东”，意思是，在西面用招抚的手段对付蒙古，集中力量抗拒东面的后金。可惜的是，这一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获得同盟军，为他的南下寻找突破口。事实上，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提供通道，成为不可忽视的隐患。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后金与蒙古军队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的坚固防线，绕道辽西，经过蒙古哈喇慎部，进攻明朝边防的薄弱环节——蓟门。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关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蒙铁骑不日即可威胁北京。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袁崇焕身负蓟辽督师的重任，蓟州镇以及顺天府，都在他的辖区范围之内，敌军兵临遵化城下，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他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改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悍将，又熟悉蓟镇一带情况，由他救援遵化，是最恰当的人选。他接到命令后，三昼夜赶到三屯营（蓟州镇驻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和满蒙骑兵展开激战，被流矢射中而阵亡，全军覆没。第二天，遵化县城起火，守军崩溃，巡抚自缢，副总兵潜逃，总兵与妻子上吊自杀。

这显然是袁崇焕没有料到的，十一月初五日，他亲自率领部队增援，并且把部署情况报告朝廷：由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教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保护帝王陵寝，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调度。

十一月初十日，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严峻，向皇帝推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确保京师安全。朱由检召见孙承宗，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认为袁崇焕过于收缩于京师外围，是消极防守，他主张布防于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因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就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北京的企图；也可以防止敌军南下香河、武清，包抄北京的南翼。

这是孙承宗比袁崇焕高明之处。袁崇焕此次增援北京，采取跟踪而不是阻击的战术，是一大错误。他发现敌军已越过蓟州向北京进发，居然指挥部队在后面跟蹑，于是乎，敌兵连续攻陷北京东面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这不能不说是一招臭棋。十一月十五日，他赶到河西务，向将领们布置前往北京的行军方案，遭到将领们的反对。副总兵周文郁说，应该迎击敌军，不应该退守北京。而且按照惯例，边防军没有得到圣旨断断不可屯驻北京城下。袁崇焕固执己见，声称：为了救君父之急，虽死无憾。

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确保京都的安全。他居然舍弃这个上策，先是跟蹑敌军，后又退守京都，在旁观者看来，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果然，袁崇焕的这种消极战术，引起住在京郊的达官贵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向朝廷揭发：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军劫掠焚烧，而不敢稍有抗击，导致城外达官贵人的园林别墅被敌军蹂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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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2）

这种对袁崇焕极为不利的舆论，被皇太极所利用，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他们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他故意引后金军队深入。此举激起京城内外民众的公愤。

袁崇焕在前往京城的途中，获悉这种舆论，上疏向皇帝引咎自责。皇帝倒颇为体谅，下旨安慰：卿驻防关外，兵力已经十分拮据，能够统兵前来，实属不易，希望一心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