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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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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喜讯泪沾襟（3）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那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而今他扬眉吐气，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悄悄向前挤来，他发现这里果然人山人海。像他这样怀着兴奋心态急于了解“四人帮”粉碎内幕的群众，竟然比他想的还多。巴金发现人人脸上都溢满着兴奋，因为那里公开贴着叶剑英的讲话。这位老帅已经把华国锋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内幕，如实地公开在群众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环境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尽管巴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允许巴金出席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允许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和谈话。他周围的群众开始给老人以和悦的笑脸，那种在楼道里见面连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尴尬境遇，再也见不到了。更多的人们发现巴金老人在经过大风大雨之后，又渐渐露出他那与生俱来的慈爱微笑。也有人开始重温巴金的历史与他那些即便在风刀霜剑中依然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著作。大家这才发现，已经结束的“文革”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为显赫人物的造反派们，也不过是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