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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珍，不然，我还是续假吧？我说什么也要等你的病情转轻再走呀！”临行的前一天，巴金心里万分痛苦。他无法面对妻子那张越来越无血色的面庞，看到她每天在不明原因的高烧中辗转床榻，巴金就痛心疾首，他对妻子的病感到爱莫能助。想到自己无法尽一点丈夫的责任就回奉贤干校，他心里更是无法安宁。

“别、别别，我这里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不料萧珊见他为难，就急忙劝止。她显然理解丈夫此时的处境，也知道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对批准巴金的假期究竟持何等冷冰的态度。

巴金站在萧珊的面前想了又想，他心里真如一把刀子在剜。想离开却又不忍心，想留下继续帮助妻子到处求诊问医，又感到在上海滞留的时间过久，回去以后难以面对“工宣队”和“军宣队”那些冷漠无情的脸。看到萧珊的病容，巴金的心几乎快碎了，但是他在妻子面前尽量克制内心的痛苦，脸上也每每露出淡淡的笑纹。分手前他俯在她的床榻前，关切地说：“蕴珍，好吧，我就先回去。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病搞清楚。你要知道，高烧不是什么好事儿，靠吃一般消炎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依我看，你最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我听说吊针的效果比口服药要好一些，而且见效也快。”

萧珊凝视着巴金那双充满忧戚的眼睛，心里也感到几分依依难舍。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后果是什么，于是她从容地点了点头，脸上尽量露出笑意，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放着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说，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医院看一下，打几个吊针，烧也许就退了。”

巴金就这样离开了爱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家门。

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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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个黑色的日子（4）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