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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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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洒执政府（1）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