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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制度极端残忍、极端黑暗的本质。作品结尾小赵被丁二爷掐死，是有象征意味的，说明人民群众终有一天不堪忍受这种形同地狱的生活，铤而走险，尽管这种个人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离婚》的主要成就，是以批判的态度解剖了市民的庸人性格和庸人哲学。

张大哥是作品刻划的市民性格和庸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是财政所的一名科员，他在财政所“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他热心地为人说媒，这几乎成了他第一职业，他从中享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这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他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他的哲学是“折中”：“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他的“生命观”是舒服，“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他是毫无苦闷的人，他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他是已经同灰色生活化为一体，而又以消极的人生哲学腐蚀他人的一个庸人、京油子。

老邱被称为“苦闷的象征”。他区别于老张的地方是自知已陷入庸俗而不能自拔。他曾经痛苦地自白：“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他有苦闷，然而也仅止于苦闷，最后仍然是妥协、敷衍。

老李在书中是个使人同情的人物。他也是财政所的科员，然而他有理想，有热情；曾经试图冲出灰色生活的重围，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以失败告终。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他的活动展开的。他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北平，虽非别人勉强，却也是无可奈何，他对妻子并无感情，只是聊尽一种义务；在精神上他时时感到孤寂，心里向往着“诗意”的生活，梦幻着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但是，他缺少行动的勇气和决断，到头来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狱，他感激张大哥平日的关心，决心把自己“押给”小赵，以救出天真。然而无济于事，反倒叫小赵讹诈去二百五十块钱。他厌恶财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赵的卑劣和无耻，他试图反抗一下，结果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张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劲，随便，大家都在地狱里，谁也救不了谁。”后来，天真被丁二爷救出，张大哥复职，财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样缓慢地流动，景象是越来越黑暗，他只好走辞职一条路，携同妻儿回到了故乡。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战败者。

老李的性格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来源于崇高的品格对恶浊社会的坚毅的抗争，而是来源于善良的、柔弱的心肠对于丑恶的无可如何的妥协和退让。不错，他有理想，然而却不能坚持地加以实行，他也试图抗争，却终于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浩叹和惋惜。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离婚》中许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调。小赵是个例外，其它如张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虽然生活遭遇有不同，个性特征有差异，然而在怯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张罗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却很满意。他的“理论”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这样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漏屋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多少尖锐的矛盾，就在这种“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为怯懦，老李的表现有时是“折中”。他对革命，未始没有向往，但是又认为“近于破坏”；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却又觉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况下老李的怯懦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屈从：“什么事都由着别人，自己就没个主张？穿衣服、结婚、接家眷，生，死，都听别人的。连和太太吵几句都不敢。”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这些男女的消极的市民意识，展示了这种市民意识的可怜、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