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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４４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１辨士１英里，约合５银格罗申１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１８４４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ｍ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ａｎｙ）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被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P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