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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即如对“*”的批判一样，都是“犹抱琵琶”的羞涩脸孔，使我们不能、不敢来深入研究和批判。因为“紧箍咒”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心里，在灵魂中，在潜意识里提醒着我们——可以这样写么？

海耶克说过，“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这不仅是适用于经济的理论，其他也一样。于是“纯文学”在中国这种折衷的、高压下苟活着的、先天畸形的婴儿诞生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真正长大，反而越来越显现出她的不足和缺憾，“五四”的启蒙并没有延续下来，那些大家以血肉和思想铺垫的路基被粗暴的拆毁了。我们只能从头做起。

2、我不认为“追求文学和艺术的‘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是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想要保持文学“纯粹”成为政治附庸的局面，其他国家的“纯”是不带有，或者很少带有（至少是很短的时期带有，譬如中世纪的欧洲））任何政府强制性的自愿的行为和探索。所以即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它积极的意义，其流弊也在慢慢显现而无法矫正。

所以无论“文艺从属于政治”，还是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等等，这些“艺术原则”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保留自己意见的争鸣，而不是“不能违背的教条”，我们的文学也不会是这样一副僵尸般的面孔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谈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一如对于学术的研究所形成的掣肘难书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李陀说“用强调‘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来打破对文学的专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这算作是成功还是悲哀呢？从老舍的自杀，储安平的失踪大家可以分析，从高行健的流亡和获奖大家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怎么写”和“写什么”被限定在狭隘的范围内，只有有良知的作家还在夹缝中奋力挣扎着，努力坚守着最后的底线。

那么现在呢？

我无法想象，或者说，我不愿意看见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我们的小说，愈来愈像事件和问题的说明书，是简单的论断或者某些呆板理念的注释，是强迫和灌输的教材，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灵魂的自然展示，他（她）们没有生命，他（她）们不过是泥雕木塑，是虚假的玩偶，是躲在书斋里刻意修饰的谎言——然而作家们自己并不自知，或者不愿意知道。

所以我写了《在噩梦边缘徘徊的贾平凹》、《余华的活着及其他》、《李敖与法源寺》等书评，来表达自己的部分观点。

在《诗及其未来》中我表达了自己的绝望：

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别的什么艺术，我总是感觉到一种已有形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固化和保守，它们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和限制导致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视而不见和麻木不仁，造成了在近视或者远视眼中观察事物所产生的矛盾结局。这种被传统异化了的思想和看法散布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空间，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变成可感知的某种文化和无法捉摸的意识与潜意识，虽然你无法准确抓住它，它们确实存在着。它们影响着你，改变着你，吞噬着你和你的世界。它们在赐你以“人”的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你“人”的偏见、短视、狭隘的立场和自大狂。

而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现实的和观念的。

以至于我们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那么艰难，那么充满了血腥的气息，即使因为纯粹观念的冲突也要互相仇恨，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我们自身的每一次解放也都要不可避免面对众多非难，甚至是灾难。面对自身的缺陷，许多人只能茫然四顾，无可奈何。

纯粹的科学、文艺等等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文明，都是这样，要不断冲破或明或暗的藩篱和束缚，涉过浸透了鲜血的泥淖和坟墓，冲破黎明前的暗夜等待明天。文艺中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们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多少可以改变这种限制，不管这中间会面对多么严酷的现实。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三、我们为什么不再相信小说

“人们普遍不再相信小说是足以表达生活中真实感受的媒体。一般成功而规范的小说只是用一些骗人的理想来平铺直叙，不要多久读者就开始不相信这些作品中的谎言会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克林。柯威茨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小说。其实何止是小说呢？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一切宣传，我们曾经和正在表达着的内容与方式都已经日益变得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