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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拓片资料，后在西关的一户种菜农民家里发现。

是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偶然获知这些资料信息的，他找到那户农民，以与蔬菜价格差不多的钱数买来这些资料，并小心地收藏着。过了些年头，王子善的生意做得颇不顺畅，就把他收藏的5大本装裱得仿佛字帖一样的珍宝册子，拿到西安北大街上的废旧物品市场兜售，时为1943年仲春。

在西安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的刘安国，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知道5大本珍宝册子实录了斗鸡台盗宝案里的全部宝物，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套，便有意出资买下来。恰好，王子善的儿子就在刘安国的中学任教，利用这样一层关系，刘安国很容易地买来了那套照片配拓片的图册。

刘安国购到这些照片和拓片的图册后，曾请古董专家杨仲健先生过目，并请当年鉴定过这批文物的薛崇勋先生辨识，均为他们所肯定。

特别是薛崇勋老先生，再次目睹这批文物的图片，不禁感慨万端，殻ъげ灰眩�煨廊幻�剩�谕疾岬撵橐承吹溃骸耙推骶氨疚宀幔�烁黄降池圭�ㄓ耒�┳し锵瑁�确⒚穹蛟陟爰μǚ⒕蛘摺Ｎ斐剑�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哲（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解者，去今已一十五年矣……不意，巳酉春，依仁（刘安国）兄在长安市中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应当说，宋哲元在最初获得这批文物时的做法是不错的，既作了鉴定，又拍了照片和拓了拓片，这对研究和保护文物是个很好的举措。可是接下来，宋哲元就不像陕西省政府的主席了，倒完全像个文物贩子，首先把一部分经过鉴定的珍贵文物，作为人情送给了他的上司冯玉祥。其余部分，在他离陕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他的家里。也不知宋哲元给冯玉祥都送了哪些文物，解放后，由冯的夫人李德全只把一件名为水鼎的文物捐出来，收藏在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自己保存的那部分，有一些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他著述的《东方学纪要》里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所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梅原未治的话，显然是冤枉了冯玉祥，但也证明，党玉琨所盗的宝鸡斗鸡台宝物，大部分就是由宋哲元及其亲信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许多珍贵青铜器。

1941年，宋哲元病逝后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派兵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宋哲元誓死抗日的壮举，日本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铁蹄踏进英租界，当下就抄了宋哲元的家，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尚未卖出的文物全部被扣押。

稀世珍宝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能有个好吗？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好，他手里有钱，是贩卖文物获得的钱吗？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是舍得花钱的，通过不断地请客，不断地送礼，又从日本人手里讨回了部分文物，里面就包括了西周的夔纹铜禁。

宋家知道这件西周夔纹铜禁的珍贵，但又怕露富遭灾，不敢把铜禁摆在显眼的地方。思来想去，宋慧泉先生就把铜禁藏在夫人王玉荣的住处，故意很随便地放在屋前公共走廊的一个破木箱里，再在上面堆了许多煤球。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做法，使珍贵的夔纹铜禁安然度过20多年的时间，直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冲进宋家的大门，查抄了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物品，却也让夔纹铜禁留了下来。然而到了1968年，因为家务事的纷争，夔纹铜禁被砸坏了，准备卖到废品站里换几个小钱。恰在这时，有人报告了天津市的文物清查小组，而清查小组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件文物的下落。闻讯，他们立即派人到王玉荣的住处，把砸成50多块的夔纹铜禁，接收了回来。

好端端的东西成了这样，让看到它的专家们无不痛心。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在进一步的拼接中，却又发现少了一块，那是宋慧泉的女儿敲下来当废铜卖了的。文物专家们不敢怠慢，回访自愿捐献夔纹铜禁的王玉荣，知道内情后，就到废品站去搜寻，没有找到，便又往下追，去了天津市的炼铜厂，从堆积如山的废铜里找回了那一块，经过拼对，破碎了的西周夔纹铜禁又可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