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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啦，有空你们到我家来玩。”

“你们后天不要忘记去锦江饭店噢。”大佑提醒他们。

“不会忘的。”说罢他们告辞离去。

送走了木匠夫妇，一家人仍回到大屋。“坐－－－－坐－－－－”徐忆兰招呼一家人，自己则紧紧地挨着丈夫坐下。罗正卿把发妻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舍不得松开。他对她的感情是五味杂陈非几句话所能言清。他对她仍深深地爱着，其中包含更多的是对她的歉疚与心疼。沉默了一阵儿后，罗正卿说道：“我想到妈妈和伊星的墓看看，为她们扫扫墓，想对她们说些心里话。。。。。。”他的嗓音黯哑有些说不下去了。

徐忆兰轻轻拍了拍丈夫的手劝慰道：“想开些吧，不要太难过了。”然后她又征求儿子们的意见：“你们说哪天去方便？”

天佑想了想：“那就大后天吧，你们说呢？”

“也好，就大后天吧，”徐忆兰把脸转向丈夫：“五十年代初期上海还有锡箔卖，后来就没有了，大家都改用纸钱了，”接着她又说，“明天我们要把纸钱准备出来，还要准备好香烛与贡品，大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落实好扫墓的事后，罗正卿又问：“当年我走了之后，你们怎么没有回苏州去，而是留在了上海？”

“不是我们不想回去，而是回不去了，”忆兰答道。

罗正卿很是不解：“怎么回事？”

“唉！”忆兰叹了口气：“你走后的第二年我独自回去了一趟，想安排好后再把一家人接回来，没想到房子让人家占了，没有了我们的落脚之地了。你想都想不到是谁占了我们的房。”

“是谁呀？”

“就是妈妈把房子托给他照看的俊信呀。”

罗正卿很是吃惊：“唯唯诺诺的一个人，看起来老实的不得了，他有什么理由不让你们回来住？”

“他并没有说不让你回来住，但是他把房子租出去了，而且还要我付他几年的工钱，并要我出资把房子修一修。”见丈夫惊讶地瞪大的眼睛，忆兰又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他见我们倒霉了，便趁火打劫。”

“后来你们住到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没敢搬走，怕你万一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所以在那里坚持住了一年多，我又找不到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房租就是一笔大开销，孩子们要念书，还有一家人的吃用，都是靠变卖我娘家留下的一点东西维持。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坐吃山空’了，何况我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后来搬到城乡结合部一个叫光明新村的地方，住的是里外两小间的房子。在那里我们结识了木匠夫妇和司马厂长夫妇，多亏有了他们的帮助啊。“

天佑接过母亲的话说道：“不过也碰到了坏人。”

“什么样的坏人？”罗正卿不解地问。

徐忆兰接着说：“那是十间一排的平房，我们住十号，木匠住九号，那个坏女人住八号，”忆兰喝了口水后接着说：“1945年10月份我们准备跟你去上海，当时妈妈把中宅卖了，得了六两黄金，当时仅存这么点东西了，准备留给孩子们念书用的。1954年伊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我拿了一两去银行兑换现金，想为伊星准备行装的，不料被这个女人看见了，她花言巧语劝我不要卖，她跟我说，她老头做大生意，让我在她老头那入股。。。。。。”

“你就把黄金给她啦？”

“到了家，她又把那套话对妈妈说，然后趁我们犹犹豫豫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就连骗带抢地把六两黄金全拿走了。谁能想得到呀，我们对别人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坏心，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所以一点戒备心都没有呀！”说到这儿，徐忆兰难过地垂下了头。

天佑接着说：“那天姐姐昏迷不醒，我一路奔跑着去司马厂长家把妈妈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家没有钱送姐姐去医院，妈妈就去找那个女人要钱，那女人当时就翻脸不认账了。”

忆兰接着说：“当时我急得没办法，想起了厂长夫人叮嘱我的话，让我有难处找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给司马厂长打了电话，把伊星病重和没有钱的情况告诉他。。。。。。”忆兰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天佑继续向父亲叙述：“司马叔叔很快赶到了医院，为姐姐办理了各种手续。姐姐去世后，于阿姨拖着病体也赶到我们家，安慰我们，照顾我们。他们见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怜，又没钱安葬姐姐，就把一切花销都承担了起来，其实他们当时也不富裕，于阿姨没有收入，身体又不好，平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