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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你把《挺进报》头目刘国鋕给我交给出来！”徐远举知道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见冉，便直截了当问。后来有人评说道，如果这个时间冉益智对叛变行为后悔的话，还是有改过的机会。因为他可顺着徐远举的话，借口说刘国鋕是上级，地下党的规定是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脱审问，然而冉益智却与此相反，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身为共产党重要领导者的优越姿态，竟然不知括耻地对徐远举说：“哈，你们搞错了，刘国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级，他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相反，我是他的上级！”并且告诉徐远举，刘国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转移到荣昌，等候他的一下步指示。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鋕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鋕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鋕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著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鋕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乎。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鋕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令人无比神圣。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这样的领导却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都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时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共产党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的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冉益智在狱中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难友看不过，反倒来劝他，却没有用。他心里在盘算，国民党的垮台是必然的，共产党胜利后，他也属于有资格被枪毙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