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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总部

“谢谢你这么快就来，参议员。让你这么早就起床，我感到很抱歉。”穆尔法官在门口迎接唐纳森，带他到自己宽敞的办公室去。“你认识雅各布斯局长吧！”

“当然。是什么风儿一大清早把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头吹在一起？”唐纳森笑眯眯地问。一定是件好事情。领导特别情报委员会不只是一项工作，而且很有意思，能成为真正了解内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确实很有意思。

房间里第三个人是里特，他扶着第四个人从一张高背椅子上站起来。由于椅背挡着，唐纳森进来时未看到他。现在看清楚了，使他大吃一惊，是彼得·亨德森。他的这位助手的西服上下都是皱皱巴巴的，似乎通宵未眠。突然间，他不再感到有意思了。

穆尔法官显得颇为关切的样子。“你当然认识亨德森先生喽。”

“这是什么意思？”唐纳森问。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声音会如此之低。

“你对我撤了谎，参议员。”里特说。“你答应不把我昨天告诉你的事透露出去，而你心里一直很明白，你要告诉这个人——”

“我没有这么干。”

“——那么是谁告诉一个克格勃同伙的呢？”里特接着说。“是谁呢，埃米尔？”

雅各布斯放下咖啡杯。“我们监视亨德森先生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未弄清楚的是他的联系人。有些事情实在太明显了，哥伦比亚特区许多人乘坐固定的出租车，亨德森的联系人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我们终于查清楚了。”

“我们是通过你把亨德森查清楚的，参议员。”穆尔解释说，“几年前我们在莫斯科有一名非常出色的间谍，是他们战略火箭部队的一名上校。他连续五年向我们提供了有份量的情报。我们准备把他和他的家属接出来。你知道我们应该努力那么做：你总不能让间谍无休止地工作下去，而我们确实欠了这个人的情。但我犯了个错误，向你的委员会透露了他的姓名。一星期后，他不见了——消失了。当然他最后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被遣送去西伯利亚。我们得到的消息说，他们住在乌拉尔以东的一个伐木区里。那个地方很典型，没有自来水，吃得很差，没有医疗设施：由于他们是被判死刑的叛徒的家属，你也许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得忍受多么大的折磨。一个好人死了，一个家庭被破坏了。想想吧，参议员。这是真人真事。

“最初我们不知是谁泄露出去的。只能是你或其他两人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开始个别地向委员会成员泄露一些情报。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其间你的名字曾出现过三次。在那以后，我们请雅各布斯局长对你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埃米尔？”

“1970年当亨德森担任哈佛大学《红色》杂志助理编辑的时候，他被派往肯特州就那次开枪事件写篇报道。你大概记得，在入侵柬埔寨后发生的‘愤怒的岁月’事件和同国民警卫队发生可怕的冲突事件。好象命运安排好了似的，我当时也在处理那些事情，显然这使亨德森很不愉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反应却难以令人理解。他毕业后成为你的工作人员，他开始同他过去那些活动分子朋友谈论他的工作。这样就同俄国人联系上了。他们要求他提供一些情报。那是在圣诞节轰炸期间。他确实反对轰炸，于是他提供了情报。最初是些低级的材料，几天后他们都可以从《邮报》上看到。事情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们抛出了诱饵，他上了钩。几年后，他们当然毫不客气地收回了钓钩，而他已跑不掉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回事。

“昨天，我们在他的出租汽车里安放了一架录音机。你要是知道这样做有多容易，一定会感到很惊讶。间谍也有惰性，就象我们其他人一样。长话短说，我们把你答应不把情报透露给任何人的话录了音，而亨德森不到三小时就把这一情报传递给了一名我们已经掌握的克格勃特务。我们这里也有他的录音。你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参议员，但是亨德森先生违法了。他于昨晚9时被逮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有证据使这一指控成立。”

“我对此一无所知。”唐纳森说。

“我们也认为你不会知道，”里特说。

唐纳森对着他的助手。“你为自己有什么要说的？”

亨德森什么也没有说。他想说他十分抱歉，但是怎么解释他那复杂的心情呢？充当外国间谍的可耻感觉，掺杂着蒙骗了一大批政府官员的快感。被捕时他的心情变得很恐惧，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而现在又如释重负——一切都过去了。

“亨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