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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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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要理解*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