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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式人等的反应，她自己如何面对着种种压力生存下来的，我要她的到来搅得所有的人为之心动，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踪，要她在上海出一点事�故�想像使得我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恨不得拿起笔来直接进入写作。但是，再进一步想像下去，我发现了取单线条发展的不足，有许多我想表现的东西无法表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关系也会稍嫌单调。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社会面过于狭窄，也会给人以“杯水风波”之感。我该怎么

办呢？

《孽债》的构思进入了停顿阶段。

（2001年3月）

《孽债》出炉前（1）

但是《孽债》的构思并没停顿很久。

天天想着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构思上的突破点。

在《孽债》之前，我写下了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每一部书里，我都有一组对应性的人物。由这一组对应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带动起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这样的人物。

《风凛冽》中的叶铭和高艳茹，同样起着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见春，也是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翁。

隔开几年后写下的《爱的变奏》中，我干脆以矫楠和宗玉苏一对男女主角的不同视野，来展开叙述。

《在醒来的土地上》里的严欣和郑璇，也是这么一组相互对应的人物。

《孽债》如果仅仅只把沈若尘和美霞父女对应着来写，显然过于单薄了。

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读着这些来信，我时常为之感动，为之陷入沉思。当了作家之后，走南到北，出差开会时，也会时常遇见当过知识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个外事场合，某个专业性甚强的学术会议上，也会有人悄悄告诉我，他曾经下过乡，他也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放过羊的。会后余暇，往往就会有人找到客房来，讲一讲对于那段生活的感悟及与今天生活的关系。

不断地感受来自这些同时代人的信息，我心底深处时时涌动着表现他们今天生活的愿望。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仅仅写好沈若尘与美霞的关系，不能充分展示知识青年们回归上海后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达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要想写一写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回到上海以后的遭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绘的家庭。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起先只想增加两个和沈若尘有关系、有联系的知青家庭。但是构想下来，仍觉得意犹未尽，觉得不过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了，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