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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停战。

原因也很简单：皇宫失火，道士们说不吉利，当然皇帝也觉得不吉利，在不吉利的时候打仗，凶多吉少。

皇命大于天，这个道理帝国的臣民都懂，侍候了皇帝大半辈子的童公公也懂。

但他还是把诏书藏了起来，王厚等将问他皇帝的诏书是什么内容，童贯只是淡淡地说老板希望我们旗开得胜，在东京摆着庆功酒等我们。

这场战争打的是河湟四州，打的更是童贯的命。

直到收复河湟四州的庆祝会上，童贯才向王厚等人出示了这道诏书，众人除了大惊就是后怕，问童公公为什么不给众将看这道诏书。

童贯说看了诏书，你们还敢打下去吗？

众将无语。

童贯随即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只是我一个人看了这道诏书，仗打败了，掉的是童某一个人的脑袋；如果给兄弟们看了这道诏书，打败了，官家要砍的，恐怕就是一堆人的脑袋了。

听了童公公的一席话，众将无不感动，对童贯佩服得五体投地。

童贯收复的不仅仅是河湟四州，也是西北军将士的心。

不仅如此，他还收养了当时阵亡的一位将军的遗子，也获得了不少掌声。从此开始，对在西北战场上战死的遗孤，无家可归的少年，童贯统统收归旗下，十多年后，这些少年成为了他手中的王牌——胜捷军。

有皇帝的恩宠，有恩师李宪在西北打下的声望，当然更有童贯自己的才能和经营，西北，渐渐成了童贯崛起的大本营。

收复河湟后童贯得到了慷慨的皇帝的回馈，迁升他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仅仅是这个任命，就已经冲破帝国太监们的底线，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太监同时被授予这两个职务，童公公身兼两职，完成了帝国太监集团的突围。

之后几年，童贯继续在西北疆场活跃，出寨进筑，逼迫得西夏人喘不过气来。他的官职也在一次次的捷报中不断攀升，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做到了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任武康军节度使；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升太尉；政和五年，赵佶下诏以童贯领西北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河西）边事，明文确定了童贯西北王的地位。

安抚制置使是北宋时设在边疆的非常设军事职位，童贯的恩师李宪之前也做过几天，不过武康节度使可就不得了，在北宋帝国那是从二品的武将虚职，而太尉则是正二品，是当时帝国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品级了，童贯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太监集团的任职记录。

一次次的擢升和童贯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浪漫的皇帝喜欢英雄，一次次被夸大的西线捷报让童贯成为他眼中的英雄。而经过多年不断反复的在新旧党之间的政治洗礼，帝国的文臣们都学乖了，老板对童公公的偏爱，他们或许会有牢骚，但已经没有人再去认死理。而童贯不仅会打仗，更会做人，皇帝身边的女人、太监、道士，都被童公公打点得团团转，当然还有那位政治盟友蔡京。

在童公公的擢升路上，蔡丞相起初一直都是可靠的政治盟友，崇宁四年童贯任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的亲弟弟，时任知枢密院的蔡卞就坚决反对，蔡枢密的理由很简单，这种位置不适合公公们干的。但此时蔡卞的声音显得很单薄，加之蔡卞与蔡京虽是亲兄弟，又系新党（蔡卞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但政见上却不太相同。这次关于童贯的任命，两府（中书、枢密）领导人虽是自家兄弟却分歧巨大。最后的结果是蔡卞被罢知枢密院，赶出东京出知河南府。

但“友情”是短暂的，利益才是永恒的，随着童贯的官越做越高，蔡京终于也感到了这位政治盟友的威胁，所以当皇帝第一次准备将童贯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一向很顺从皇帝的蔡丞相竟然直接拒绝在任命书上签字。

蔡京的拒绝是有理由的，开府仪同三司在北宋是一品虚职，是文臣们的专利品，蔡丞相可不愿在自己的手上坏了规矩，当然，最重要的是，童贯的坐大已经侵害到他的势力范围。

蔡童二人交恶。童贯得让蔡太师知道童公公打仗有一套，官场斗争更是好手，他勾结赵佶身边的道士和太监们不断说蔡丞相的坏话，最后导致了蔡京的第二次罢相下野。

后来蔡太师再返相位，也只能忍气吞声重新和童贯达成政治联盟。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童贯终于当上了早几年就该当上的开府仪同三司；而政和七年的时候，赵佶又下了一道诏，让童公公领枢密院，使其正式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