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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批判，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在林道静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消极因素的不断减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继续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党章上所规定的，她都做到了，并没有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点所规定的情节，表现了与工农的结合，它没有必要，要没有可能去完成额外的任务。至于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所产生的副作用，那是由于时代不同和读者误解所而产生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缺点。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中，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具体说明了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评价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思想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艺术表现方面还有需要提高之处，因而，象郭开同志那样全盘地否定它，而且从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对的。”

1960年初，《中国青年报》还进行了“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　的讨论，对有些人把余永泽当作“梦中的情人”、“温柔的丈夫”、“*”和“人情”的化身等观点，提出了批评。橘子的《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性综述。

这场讨论之后，作者对小说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结合讨论，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先后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等等。

“*”期间，小说与电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说成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全国许多报刊持续发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斗争，并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与其他作家一起获得解放，作品也于1978年再次出版。

在新时期之后，一些青年读者在阅读《青春之歌》时要提出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反馈到了作者那里，杨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就此说道：“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58《青春之歌》（4）

杨沫于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后，有关其人其作的议论余波依然没有停息。先是早年与杨沫有过恋情并被认为是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于其自传《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里，在谈及早年的关系之后，特别就自己与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在杨沫逝世之后，杨沫的儿子老鬼出版了《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一书，在书中大胆地写出了母亲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了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对世事人生的清醒与回归，写出她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和内幕，而且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乃至个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与孤独，世俗与无奈。其中谈到随着《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给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