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页)

又得到强调，教会从自然法理论中寻找它的权威，这种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命令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它所说的上帝命令，实际上就是自然选择制定的生物学法则，对生物学极其无知的神学家错误地解释这些法则，而它们并不需要宗教或世俗权威的任何强调。从人类遗传史中可能推测到的一切，都支持着更为自由的性道德，这种性道德首先把性活动看作强化性结合的方式，然后才是生殖的手段。

年轻的社会生物学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与一般的见解产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教会禁止同性恋行为，认为它是“本质上反常的”。也有别的文化持这种看法。在萨克森豪森、布辛沃德和其他的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被标上粉红色三角形印记，以区别于犹太人（黄星）和政治犯（红三角形），后来由于需要劳动力，人们又想通过阉割来改变同性恋者的习惯。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性恋遭到禁止，美国部分地区仍然禁止同性恋自由。多数精神病医生继续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难以控制的病症，表现出职业性的忧虑。

西方文化的卫道士们对同性恋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犹太基督教道德的基础是《旧约》，该书是由一个侵略性游牧民族的先知们撰写的，这一民族的成功，依赖于因接连不断的领土征服带来的迅速而有序的人口增长，《利未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它的训诫的。它说：“你不能象跟女人一样跟男人睡觉，那是恶行。”这种《圣经》式的逻辑看来与人口剧增时期最朴素的自然法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时期，性行为最重要的目的看来就是生儿育女，美国人今天仍然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尽管他们的人口状况已完全不同于古代以色列社会，他们的逻辑是，同性恋不能生儿育女，因而根本上是一种反常行为。

按照这一定义，罹罪的人就太多了。A·金西在上一代美国人中发现，2％的女性和4％的男性是完全的同性恋者，13％的男性一生中至少有3年时间基本上是同性恋者。目前，完全的同性恋者按保守的估计也有500万；但同性恋者自己认为，加上不公开的情况，同性恋者的总数可达2000万。这些同性恋者形成了一种美国亚文化，使用着有近千词汇和词组的隐语。实际上，其他文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在一些高级文明中也得到允许或认可，例如，古代雅典、波斯以及伊斯兰社会，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初期，中东的阿拉伯和古希腊城市文化，奥托曼帝国以及封建时期和近代时期的日本。

我希望指出的是：完全可能，同性恋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是作为古代人类社会组织的要素进化而来的；同性恋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贵的利他主义冲动的遗传载体。

社会生物学从崭新的角度加以考虑的一些事实，支持着这一激进的假说，从昆虫到哺乳类，同性恋都是常见的，在罗猴、猕猴、狒狒和黑猩猩等大多数高智力灵长类中，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对等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动物的同性恋行为证明大脑中潜存着性的二元化机制，雄性完全可用雌性姿势接受雄性交配行为，雌性常常也能接受雌性交配行为。

人和这此动物有一个重要差别。人类大脑中潜在的性的二元化有时能在某些人身上充分表现出来，这些人在两性之间不断变换其性对象，然而在完全的同性恋中，正如在完全的异性恋中一样，动物身上能够体现出来的选择性和对称性都没有了，只有同性选择：大多数完全的同性恋男性只选择男性伴侣，女性只选择女性伴侣。一般来说，男性的女性化与他们如何选择性伴侣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现代而不是原始社会中，同性恋者极少有异装癖，大多数同性恋男性的服饰和习惯跟异性恋男性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同性恋女性也相应如此。

同性恋的这一特殊性质，可能正好暗示了人类同性恋的生物学意义。同性恋首先是一种结合方式，它和绝大部分异性恋一样，都是巩固联系手段。同性恋倾向可能有自己的遗传基础，同性恋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扩散开来，因为它们给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了好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面临了最根本的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同性恋完全是“自然的”。

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是怎样扩散到社会中去的呢？一种答案是：由于同性恋者的存在，他们的近亲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后代。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或是家常劳动中，同性恋者都能向同性成员提供帮助。由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特殊任务，他们就能向近亲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他们还可以充当先知、巫师、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