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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后来，我仔细检查过它的伤势。看来，它的耳朵、脚和睾丸都被打掉了，脊骨显然受了伤，因而无法动弹，后腿和腹部有很大的伤口，全身皮下出血……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一头鬣狗正在吃这头死去的蒙古鬣狗，有迹象表明，更多的鬣狗已经饱餐完毕离去了。死鬣狗大约有1／5的内脏与肌肉已被吃掉，真是同类相食！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哺乳动物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我想如果狒狒要有核武器的话，它们也许在一周内就会摧毁整个世界。另外，与把杀戮、冲突、殊死博斗作为日常工作的蚂蚁相比，人类简直是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有人想直接证实这一点，美国东部的城镇就是观察蚂蚁战争的好地方。路边、草坪，到处都可以看见大量的棕黑色蚂蚁在拼博战斗。参战蚂蚁数以千计，分属各个敌对集团，战场通常就是数平方英尺的草地“丛林”。

最后，人类攻击性的更为暴力的形式，并非是人类本能冲动周期性地突破压抑的表现形式。建立在基因遗传潜能与后天学习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更为微妙的新观点，已经取代了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创立的“精力释放”模式，新观点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人类学家理查德·西普斯提出的“文化模式”，西普斯注意到，如果攻击性象“精力释放”理论所说的一样，是在大脑中积聚起来，然后释放出来的能量，那么其释放形式可以是战争或类似战争性质的其他形式，如强烈竞争性的体育竞赛、恶意的巫术、纹身或其他残损躯体的做法，以及虐待等等。这样，战争应能减少其他较弱的替代形式。相反，如果暴力攻击行为只是由后天学习所强化的遗传潜能的实现，那么随着战争行为的增加，其他替代形式也会增加。西普斯比较了10个以好战著称的社会与10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他发现“文化模式”比“精力释放”更有说服力：在战争发展的同时，竞争性体育运动和其他暴力程度不及战争的行为方式取得更大的发展。

人类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规律，是可以预测的。这一概念与生物进化理论相吻合，也应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先天－后天问题的双方都能接受，一方面，攻击行为的铤而走险的形式，如战争行为、犯罪攻击行为等，的确为后天学习所得；另一方面，如第三章所指出，学习是有先天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先天因素使我们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敌意，如果对此采取危险的放任态度，敌对情绪会自行发展，最终失却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攻击性不象液体持续向容器器壁施加压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组活性配料，准确地说，它更象是一剂已经混合的化学物质，只要加进催化剂，加热搅拌，便会发生转化。

这种中性的神秘变化的产物就是人类特有的攻击性反应。假定我们把所有动物可能具有的行为方式都列出来，攻击行为就有23种，分别标为A到W。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每一种行为方式。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考虑进去，人类也许能表现出16种行为方式，即A－P。再者，人类也不是均衡地发展每一行为方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是，在所有现存的养育儿童的条件下，总共大概能有7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A－G；而另外9种，即H－P，只存在于极少数文化环境中。可以说这就是遗传机率模式。我们认为，在每一生存环境中都存在一个相应的反应概率分布。要使上述统计数据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还应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罗猴只具有F－J5类攻击行为，并且偏重于F－G，有一种白蚁只有A类行为，另一种白蚁只具有B类行为。特定的人能具有哪些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和自身经历，但其总的可能的行为种类范围与猴子和白蚁一样却是遗传的，而每一行为方式的演变发展正是社会生物学家们试图分析的对象。

在各种攻击行为中，领土攻击行为是可以直接用生物学研究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的。研究动物行为学的学者们给领土下的定义是：通过公开捍卫而直接获得或通过声明主权而间接获得的、基本上独属自己的区域，领土区域都有一定的生活资源，包括较为稳定的食物源、栖息所、性交场所和生育场所，通常对于竞争者来说，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源有限性又会影响到该区域内动物数量的增长，故起着“密度决定因素”的作用。所以，领土捍卫行为也是防止领土环境发生长期变化的缓冲器。换句话说，领土捍卫行为既能防止群体暴涨或破裂，又能防止数量急剧下降。动物学家们对动物个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进食规律以及能量消耗进行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其结果表明：领土捍卫行为只有在其主要资源的悍卫代价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