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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追求是*自由、民富国强。到晚年，他认定只有*可以不*专制，能够救积贫积弱的国家于水火之中，所以一直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利用各种条件，帮助和支持*的事业。建国初期的*建政使父亲觉得，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终于实现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父亲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当年，河南省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父亲当选为副主席。省政协成立后，他任“*”前的历届副主席。1959年起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政务院任命他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他一直是省人民代表，任“*”前的历届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2月，民革河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刘积学介绍他加入民革。最初是筹备委员会委员。民革河南省委成立后，他是常务委员，1959年起任主任委员。

父亲一生辛苦，很是节俭。在开封做省政协副主席时，他只住三间旧房。东间一张旧木床，粗布被褥，一张旧桌子，两只木箱子；中间一个木柴锅灶，一个煤炭炉子，一块案板，几个小木凳；西间杂放木柴和旧物。如此而已。来个人都没地方住。一件衬衫他穿五年了，补丁摞补丁，还让朱氏婶给补。晚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吃肉，也不跟人摆架子。搬到郑州后，房子大些了，他搬来好多线装书，生活仍很简朴。可是，只要家乡来人，他就热情招待，安排吃住，走时还送给路费。*十岁时，他仍然关心民生，发表意见。在九十岁以前，他一直与大家同去各地视察，认真调查研究。回到省里后，总是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那时，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很有热情地投入工作。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2）

反对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那些执政者时，父亲都赞成使用革命手段，并且都亲身参加。但是对待人民，他不主张使用同样的手段。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认为对待良善地主，应有温情。镇反时，他并不无情地划清敌我，不去主动地检举所谓“敌人”。那时候，检举人，等于置人于死地。后来“改造思想”时，他还就这些事情做过“自我检讨”。

50年代，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也接受了思想改造。虽然并不很懂，但他真心努力。如他曾写道：“今后，我要用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数十年根深蒂固的自私主义，从根上挖掘出来，使它不再滋长，不再作祟。这还需要各位同志的多方帮助，时时给我以当头棒喝。这真是我所诚恳希望的。”

可是，他一生不会说谎。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反右倾斗争猛烈、人人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九十岁的父亲仍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了解清楚“大跃进”、公社化后河南大批农民饿死的事情以后，心里非常痛苦，几夜不眠，暗自落泪——那都是他的至爱乡亲。为此，他要去找省委领导反映。省民革其他负责人为保护他，多次劝他不要去反映。他对他们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这样大的问题，不知道则已。既然知道了，又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共产党。”他并不是不知道反映这类问题有所风险，但他还是找到省领导，流着眼泪反映了事实。好在他已九十高龄，没人来批判他了。他还写信给周总理，报告了农村的饥馑灾情。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又同邓颖超同志专门面谈了这个问题。这是让他晚年最牵挂于心的一件大事。

那次父亲来北京前，给我写信说：“这次中央协商会召开，我仍是要参加的，因我心中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说。”他来后，我带着孩子去新侨饭店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河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他说他已经把河南的情况跟邓颖超说了。他说的情况，使我听得震惊。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但看他忧心忡忡又伤心戚戚的样子，我只能劝他多保重自己身体。他见我的小女儿津津一直在旁边听着，便小声嘱咐她：“你们还小，这事不要到外头去说啊。”我三姐的女儿冯钟璞（宗璞）至今也清楚地记得，那年外祖父来北京开会，她去看望时，老人竟跟她谈了很长时间河南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对宗璞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现在知道，那时，河南省饿死了约三百万人，仅新蔡一县就饿死约十万。

父亲老来北京开会。几乎每次他来，周恩来总理夫妇，或邓颖超同志自己，都到他的住处看望他。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孙炳文、任锐，和女儿维世。邓大姐对我父亲特别好，我心里非常感激她。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