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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钱人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所以，当仅仅是中国的富人被保障的时候，我们还不能逻辑推理地说，全中华民族的利益、或者说全国的利益已得到保障。

现在，中国的事实是，无论经济学说、还是经济政策，都很能体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但我不明白的是，当资产者的金链条打得足够长时，在19世纪末的西方，就逐渐开始向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走去。而在中国，情况似乎相反。在中国，我想，许多贪官能几亿、几十亿地贪，首先必须有个“客观条件”：得有这么多钱，他们才能贪到。小偷在茅草房里是偷不到金条的，因为没有。贪官在中国能贪这么多钱，说明“钱”还是有的。也就是说，金链条也已经打到一定长度了，为什么对穷人实惠的“社会保障”却越来越少了，比周恩来时代已经少得难以比拟了。不仅是低房租、低学费、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农村还是要差得多），已经被数十万的房价、高昂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所取代，而且，取暖费看来也要暴涨了，就是几年前还免费的“计划内”研究生，也很快要成为明日黄花了。看来，经济学家们还在整天瞄着老百姓的瘪口袋，看还能有些什么花样，可以再从里边掏些钱出来。

就是说，中国的资产者，比19世纪的西方资产者，要贪得无厌得多！也丧尽天良得多，不然世界上不会有2/3的假货在中国产生。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人们想想。就是除了国内的有钱人外，当国外发生了什么，也有可能把“危机”转嫁到遥远的中国老百姓身上。而转嫁这危机的还不一定是外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与研究的现象。依我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别看许多中国资产者在国内对待穷雇员、雇工是非常苛刻，但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他们常常首先是进行与中国人的竞争。中国人与中国人竞争，是最来劲的时候，相互间猛烈杀价，你争我夺。结果只有一个，把利益拱手送到“中华民族”之外。据说，日本的小企业一般都不敢到国际市场去“一显身手”，它们要做出口，也是委托或依附于大企业、大公司去做。而在中国，鼓励所有的国内企业去世界闯荡，为此取消了“外贸权”的做法，当然是在平等竞争的幌子下推行的。这显然是有利于国内利益的流出。同时，令人惊异的是，另一方面，如果国外出了什么事，例如前些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马上向世界表示，会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何谓“负责任的大国”？对谁负责？不是对国内的老百姓负责，而是对“东南亚”国家负责。这真是令人有点不胜感慨，中国人民千百亿元的利益，被做成了“国际形象工程”。而且冠冕堂皇，理不直而气壮，到底怎么回事？在世界上，人们可以发现，举凡举行“大选”的民主化国家，在经济困难或金融危机中，似乎没有哪个总统会抢着说明自己是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国家。他们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国家，先想到自己的国民，大概因为他们需要倚重老百姓的选票。因此他们很狭隘。他们甚至还可能会乘着别国的经济困难的“机遇”，大量销出国内商品，来取悦本国人民。我们尽管做出了“国际形象”，尽管我们总是把污染留给自己，把利益让给别国。但不知为什么，仍然总被别国人看着不顺眼。是不是有的事情白做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为了保障全国绝大多数劳苦人民的稳定，必要时，哪怕牺牲一点国内资产者的利益，牺牲一点贪官的利益，也牺牲一点国际形象的利益。都是值得的。一切为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这正是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不畏流血牺牲、而拼命奋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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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更新时间：2005…3…29　5：13：00 本章字数：4486）

中国还能给后代留下什么？

中国大陆2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从始至今，有两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如影随形，始终相伴左右。一是多数人众的贫困化，一是多种自然资源正在日益快速走向耗竭。一个是现实的苦恼，一个是未来的苦恼。但是，令人心里难过的是，这个“未来”正在飞快逼近，好像某种超越函数的曲线，跨过了岁月之漫长，越过了时间之无尽，正将许多种类矿物资源的“末日”，迅速推到人们眼前。

在我看来，矿物资源的迅速走向耗竭，将是全人类、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