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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当然，世上无人能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来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1835至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　两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奥秘（2）

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842年由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他的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宏伟王宫、数对巨形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废丘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两个亚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宫殿（1846年），获得了同样的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1849至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大量的泥板文书。1877年，两河流域南方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丘（Telloh）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尔根（Jacques　de　Morge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接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汉穆腊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1843年以来，法英两国人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于是像古典传说的大西洋城一样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曾经繁荣兴旺的伟大文明。它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2　000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当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1778年，德国人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发现的几组简短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