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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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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大国的迷失（42）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刚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已经沉浸在他的皇帝梦里了。当他还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就想着搬进紫禁城，一尝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自然会有一班承颜候色的谀臣，替他操心。

于是有人进言，京师最近流行谣谚，即有前清“颐和园”三字和“与乎袁”谐音，兼童谣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见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样。袁果然大悦，并说“过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现在我是总统，便三海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边的南、中、北三海。袁大头要搬进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江山”。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打的江山谁来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袁世凯坐上了由同盟会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后，几乎毫不迟疑地向南方人开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身上。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文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员，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觉得非常刺眼。

这位唐总理其实并无实权，事无大小，都要请袁圣裁。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相识有年，但并不在其个人、地域与党派圈子之内，属于“非我族类”之列。某次在谈论外交问题时，袁世凯忽然对唐说：“少川（唐绍仪字），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把唐惊得爆出一头冷汗。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斤两，但不清楚的是，大总统究竟根据什么不信任他？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吗？

时隔不久，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导因有二。其一，袁世凯主张总统制，以便大权独揽；而唐绍仪则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总统的任何命令，均须国务院通过，始能生效。袁世凯对此深为不满。其二，黄兴曾经向唐推荐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在广西揭竿响应，当了一个军政府副都督，后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率军北上，其实因为他是直隶人，被广西人排挤出来，时任南京政府的第三军军长。唐绍仪请示袁世凯，袁痛快地答应了，叫王芝祥马上来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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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大国的迷失（43）

表面上，袁总统胸襟宽平，度量广大；其实内心深处，阴云重重，气愤填胸。两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虽为直隶人，但有南方同盟会的背景，袁的卧榻之侧，岂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间，王芝祥正拟束装就道，忽闻一份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发表的通电，严辞拒绝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军人干政的恶例，由此开其端，但袁世凯以此为由，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

唐绍仪自觉失信于南方，难免心生怨气，总统既已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他表示决不副署这个命令。没有国务总理的副署，命令就不能发表。

然而，这道命令竟然发表了。

唐意识到，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6月16日，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和袁世凯道别，便乘车直奔天津。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挽留。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公布《临时大总统宣告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行新刑律令》，除个别修改之外，几乎照搬前清的法律。随后公布的《暂行新刑律》和《暂行法院编制法》，也都是沿用清末的旧法、旧制。

司法权完全受制于少数大军阀、大官僚，各级司法机关形同虚设。整套司法体制尚未发育，即告进入更年期。以后两年（1913年、1914年），各省的审判厅高等分厅和地方分厅相继裁撤；地方厅裁去三分之二，初级厅则全部裁去，恢复了县太爷升堂审案的旧例，由县知事以兼理司法，省长有监督司法之权。

民国初肇，虽说是百废待兴的过渡时期，但从北京治安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