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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位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或直接盖上“不宜录取”。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决定，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来录取考生的做法，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时严时宽，但到了1957年的“高考”，就特别明显。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信封，但信封里面装的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友上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花，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和自私，同朋友计较花钱多少，跟家里人评评比比，动不动发脾气，一点礼貌都不顾。（待续）　。。

四、人生折翼——高考“落取”（3）

呆在家里，时时还要面对一种不良教育的煎熬。家里人不理解我，不给我一点帮助和安慰，不替我想想办法，只会埋怨和指责。我开始讨厌这个家，尤其对母亲那套教育法感到愤怒。正是这种不良教育把我变成一个懦夫和政治上的白痴。造成我人生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悲剧。

我看到弟弟在重演我小时候的生活，母亲照样在骄惯他。我为弟弟的前途担忧。他整天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到处玩，家里的劳动一点也不干，还要挑吃捡穿，稍不如意就任性，又十分脆弱，将来一定经不起摧折，只有好胜心特强，这可是灾难的根源呀！母亲看不到这种危害，处处护着他。我吩咐弟弟到山上去拔些青草来喂家里养的兔子，弟弟不肯，母亲却自己去了。弟弟贪玩弄丢一双新鞋子，母亲一边骂他“没头脑”，一边骂偷鞋的人“没良心”，骂完之后又说：“活该让别人拿走，让你光着脚，我才高兴！”

我感到气闷，象是当胸被揍了一拳。这是怎样的教育！丢掉东西该教育孩子以后注意保管。骂是没有用的，最后再说那句，简直在幸灾乐祸，对弟弟更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可是我想教育弟弟，只要他一哭，母亲就心疼，说是不用我管。我告诉她不要把弟弟宠坏了。她却说过去也把我惯坏了，我毫不犹豫地说：“对，是你把我宠坏了，让我养成许多坏习惯，如今想改又改不掉，我为此苦恼，你还不吸收教训，又要把弟弟宠坏。”也许这句话刺伤了母亲的心，她大发脾气，骂我不知好歹，骂我不孝。我憋了一肚子气，不愿再说了。母亲以为她的母爱受到挑战，心里十分难受。弟弟又不明白我批评他的道理，反因母亲的袒护感到受委屈。我伤心透了，这会使许多人成为废品，只因为是出于崇高的母爱，做儿女唯有退让、妥协。

有一天我想跟母亲好好谈一谈。母亲一向默默操持家务，从来不跟我们谈心。我也很少在口头上表示对她的爱戴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