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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　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字经》　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中国的军国主义

粗暴的人当然受儒家学者的轻视，因为后者认为，一个人借助于暴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表达了以德治国的文人的思想，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贬低以武力取得权力的武士。贬低兵士的做法在旧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帝国能比中国具有更令人难忘的战绩。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汉、唐、明初或清初这些强盛的朝代，强大的远征军曾越过中国边界，进入越南或朝鲜，或者穿越蒙古和中亚的不毛之地。也有过一连几十年，叛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和外国侵略者不断逐鹿于本国大地的情形。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实际就是靠职业的武士阶层来支持的。

然而，中国的军事传统与欧洲或日本的类型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后，政府便重文轻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孙总是发现，通过文官以圣明之君的身分来治理天下，比较容易。这无疑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大权总掌握在行政官员、即以税收取得财富的官僚手里，而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财富的武士手里。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或中世纪时代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其原因之一无疑在于中国的封土列茅制度早已消失。在中国，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约早出1　〕　厌）年。正如美国的商业社会宁要文官政府而不愿武人当政一样。中国的官僚政体总是力图避免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

在政治实践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施用武力问题主要是警察维持治安的问题，意味着怎样对一批非武装的定居百姓保持监护，怎样调集足够力量来镇压那些可能变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后，在长城以内就毋需攻城摧敌的部队了。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本土的警察制度适合于在边疆抗击草原专业武装力量的需要问题。中国农民不同于蒙古人或满洲人，他们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装的局面，投入到与自身生死枚关的部族或民族战争中去。像日后的毛主席那样，中国的那些统治者总是渴望使每个农民也都成为战士，但这至多只能产生一支防御的而不是出击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国军队还多半像一支民工队伍，是在紧急之秋用征募办法建立起来的，就像征调廉价劳力去修长城、挖运河或修筑滇缅公路一样。

因此，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但是，中国的军事机器与今日工业国家靠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不同，它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王朝的秩序和统一，这意味着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但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办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统原则（礼），其次是利用奖惩这种恩威兼施的办法。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劝诫已经失效，并且也许显出这个政权已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