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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上八卦娱乐版新闻的资格都没有。十八岁时我就写出了红极一时的流行歌，可二十六岁的我仍然是一文不名的见习录音师。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带我的老录音师因为时间安排之类的小事儿和吴若琳的经纪人起了口角，到最后他们双双愤而离去，留下我一个人来收拾残局给若琳录新歌。录到六点，我说我得回家吃饭。她说你怎么这样，哪儿有你这样的录音师，你不能叫外卖吗？我说不好意思，我习惯每天都回家吃饭不然干不了活，如果你介意一个人留在这里吃外卖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吃。她说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这些录音的别老看不起我们做歌手的。于是我不由分说地撇下她那辆宝马直奔20路车站，她在背后挑衅性地说，好，坐公车，我喜欢！在沙丁鱼罐头里挤了四站路后她第一次低声下气：“唉，被你带得喜欢上公车了。”最后倒是我父母对这突如其来的明星家访吓了一跳，大声抱怨着为什么不事先知会一声，连个像样的菜都没有。直到若琳风卷残云般卷走了和她瘦小身材完全不相称的桌上所有剩菜饭后还一本正经抢着去洗碗后他们才安定下来，带着诡异的笑容。临走时我妈拉着若琳的手神神叨叨地说：“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找到合适的话，就把大事定下了吧。”

那天晚上在录音棚的隔音板上面，十六副耳机和一千条电线旁边，吴若琳对我说，如果你不想娶我，现在就滚开。我没说话，重重地吻上了她的唇。

一个月后若琳才忍不住告诉我，在这次录音之前，她已对我了如指掌。她知道我十八岁写的第一首歌，似乎那个下雨的晚上，开奔驰的老司机便放着这一首歌曲，唱着想得到才有烦恼，得不到才是最好。她知道后来我放弃做音乐，去上大学；放弃上大学，去写小说；放弃写小说，去做白领；最后放弃做白领，无路可退，重新从见习录音师开始做音乐。她知道我当不署名的枪手写过的所有歌，那是人和世界斗争与妥协的见证。最重要的或许是她知道，我们都太早地见证了那些在日后或者是致命诱惑的繁华，那些假意的笑容与狂欢时的泪水，那些假醉或灌倒的伎俩，那些轻盈或沉重的光环；早到我们还来不及去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早到我们竟然还能在遍体鳞伤中爬起来，重新吃一顿妈妈的晚饭，重新清早起来看一场日出。“只有相像的人才会天长地久”，不知道是谁，如是说。

“最毒妇人心啊，你现在知道了吧。”她为她的处心积虑得意洋洋，似乎我是个石榴裙下的败兵。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吗？”我不甘示弱地反驳。她要的，不是一个败兵，是一个同类，一个对手。

“可我是最后一个呀。”于是我知道，这场棋逢对手，注定要在烂柯山上终年对弈，不分胜负。

半年后我和吴若琳结婚，登记处的阿姨盯着若琳的身份证好久，又仔细核对了她的脸和照片，说：“请稍等一下。”不一会儿我们见证了机关单位的岗位冗余程度，那些在电脑前玩扫雷游戏的，翻阅新人登记记录当故事看的，喝着茶煲着电话粥的，拿厕所当吸烟室的，一大群在我们看来实属浪费国家资源的工作人员都以各种形式，各种借口凑了过来。我原本以为在民政局这样的清高地方，在神圣的婚姻登记面前，任你是名人或是乞丐都是一样的。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我们受到的额外关心和故意拖长的流程让排在我们后面的那对新人颇为不满，却碍于大喜的日子而不好发作。我想，完了，这下别人为了报复我们一定事后就去打八卦小报的新闻线索热线了。我们甚至事先想过若遇到类似爆料的事情也就顺水推舟公布婚事，但幸运的是这些人竟然没一个生事儿的，于是直到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媒体还在猜测吴若琳是不是同性恋。

我们的婚礼在一个少有人知的餐馆举行，开了两桌，除了双方家人，唯一的外人是林天夫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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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轮（1）

文　/　北城

有一天，寝室里睡我隔壁的夏菁叫我晚上一起去“音乐房子”喝酒。她是成都人，学工商管理的，长发飘飘、相貌可人，在学校里很有一帮朋友。我不认识她的那些朋友，她的朋友也不认识我，两下就算扯平了。我知道她有个很好的朋友叫陈重，两个人从初中时就认识，算算应该有七八年了，但却并不是男女朋友，至少两个人都没有公开承认过。七八年啊，我简直不敢想象。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五月，到7点依然有微薄的阳光，音乐房子在成都南门的玉林生活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