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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这之前，也知道收集、保存资料的重要，但不知怎么做，以为只有书本上写了的才有用，不懂得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找资料的意义。从此，也注意收集工作了，除了继续给晗师送去之外，我也收存了一份，从昆明带到北京，不管到哪里都一直跟着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之后，这包材料终于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多么可惜啊！晗师留存的，也同样没有下落了。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2）

晗师还常讲道，大家都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途径，把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介绍出去，鼓励大家多写、及时写：“虽然你们很紧张，但写写，总还是有条件。比如把每天重要的活动，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每天有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四烈士灵堂悼念，他们说些什么？态度怎么样？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反动派的阴谋揭露出来，让外界群众明白真相，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嘛！还可以把一些大会上有影响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他看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我写的《“一二？一”运动记》，就给我打气，说很好，鼓励我继续写，大胆写。复员回到北平后，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文教版准备刊出“一二？一”纪念专页，约他写些纪念文章，他又转告我，随后又辟《教授群像》专栏，我先后又写了几篇。那时，主持这些栏目的黄裳同志，一直记得吴晗的支持，难得的是还把那时吴晗写给他的信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进步报刊约他写文章，他是乐于支持的，他很重视报刊宣传教育作用。他学贯古今，纵横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读者深受感染，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堪称匕首、投枪。这是革命斗争，哪里为什么稿费！晗师写那么多，《文汇报》给他用航空寄过一份报去，那些口口声声攻击吴晗为了稿费，该是多么无耻、无知！而我自己也就是在晗师的关怀鼓励下，才敢动笔，没有他的鼓励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三

1948年蒋介石疯狂*学生运动。4月的一天晚上，我到清华吴晗老师家。走进门，他就赶紧叫我坐在他身边，小声地说：“是不是避一避好？”“路费从我这里拿些去。”我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了，现在走的人很多，有的是安不下心，有的是上了黑名单的危险人物，我是上了公开的黑名单，如果不坚持下来，不正好上了反动派的反宣传的当么？再说都走了，这边工作谁去做？我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自己自然也觉得紧张，但小心些，在学校里总没事，最好能坚持到毕业放假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就跟着大家走了，那样好些。我又表示，到那时我随同学们一块“南下”。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找他送我走，或是走前来辞行的，我自不量力说了这些话，发现他并无反对的表情，还有些赞赏的意思呢！“总是要有人坚持下来干的，实在不行，就立即行动，要小心，不能大意！去南方吗？也很好，是去武汉？党有这个号召，有条件能找到公开合法身份就好，只是自己苦些，有危险，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顾得那么多了。”

此后，我听说他对于走、何时走，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过：“还不到走的时候”，“还可以留下来作些工作”，“实在非走不可才走”。他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开会，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这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你不是到武汉去了吗？什么时候来的？”“变了，变化大呐！”然后，他边招呼我坐边说：“从武汉来的吧！”我说：“进这大门，可不像从前那样自由、方便！”他笑着说：“现在见面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啊！以后总得改变的，不然，怎么和群众接近得了……哈哈，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他当了副市长，依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谦逊周到。　。　想看书来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3）

我坐好后，看他身体比过去健壮扎实多了，就问袁震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说：“她现在身体可好呐，还上班了呢？今天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开会去了。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人都变年轻了……”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使我确实有“换了人间”之感。于是，我就告诉他，前天下午，我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就急忙想到天安门前看看，幸好招待所就在大栅栏，吃了晚饭，我就连跑带走到了天安门前，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无限欢快，站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望着天安门城楼、情不自禁地围着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