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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破格录取了。，被录取了。胡适对吴晗是非常赏识的，他曾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我认识胡适也是吴晗介绍的。1932年春，我在北大经济系还没有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看到我写的一篇题为《抵制日货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他大为欣赏。回北平后与吴晗谈起，吴晗约我去看胡适，胡适就介绍我到陶孟和先生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但我对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深抱反感的，他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又说，我们要再等50年才有资格抗日等等谬论，极为进步青年所不满。而吴晗当时却是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崇拜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人的私人友谊。我在1932年北大毕业后，即在社会调查所做研究工作，自己租了一幢房子，与我母亲、姐姐同住在一起（当时我尚未结婚）。吴晗每逢周六就到我家里来度周末，有时陪我母亲喝酒，或打小牌，我也经常去清华看他。他在清华读书时期，已写了许多文章，如《胡应麟年谱》、《〈*〉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不但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十分成熟，许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对吴晗也另眼相看。我们两人虽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他搞历史，我搞经济，但我们发表了著作以后，总互相赠阅。而且由于我们交谊密切，凡是吴晗的朋友，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反之，凡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吴晗的朋友。我们都对当时的政治不满，但他仍埋头于他的明史研究，没有参加学生运动。老实说，那时候，吴晗还没有接受*主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2）

吴晗的思想转变是在昆明联大教书时期。他目击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统治，感到十分愤慨。他由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现实的教训使他离开了象牙之塔，奔向革命的洪流。他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无论是监牢或杀头，都阻止不了他的前进。抗战时期，我在广西，颠沛流离于桂林、香港之间，而吴晗执教于西南联大。我们虽然很少通信，但都知道彼此的情况。许多朋友告诉我，吴晗参加了中国*同盟，成为昆明著名的*战士。他写文章、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共同战斗。我虽然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我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和刚强不屈的浙东山区人那种倔强性格。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绝不会回头的；他也深知道我，了解我，我们心心相印，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北平再次会面了。那是1949年的3月间，我刚从香港来到北平，吴晗也是从蒋管区间道来到解放区的，但他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住在北京饭店。我们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当时他主持北平民盟市支部兼在民盟中央秘书处工作，我也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我们除了同乡同学之外，又增加了民盟的同志关系，我们经常往来。他当时还负责清华大学军管会，他邀请我去清华教课，聘我为清华教授。我还介绍了王亚南同志任清华大学教授，亚南同志教了不到一年，*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才离开了清华。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吴晗，再也不是抗战以前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了。但他对胡适还是敬仰的，书房里挂着胡适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这完全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是一个史学家，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做官不是他的素志，也非他所愿。他曾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过不愿做官，仍想教书，以后党的领导说服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也被任命为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的副局长。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教书的工作岗位，做起行政工作来了。但他除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和北京市民盟工作以外，仍继续搞他的明史研究，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在做官而在学术工作上。我也继续写一点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

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