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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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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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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诏熊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