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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恶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体制下，小农微薄的农业利润不断被瓜分，瓜分到最后，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办法补偿。此处可引用一下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也就是说，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世界各国的产粮农民，实际上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表面看来，好像是各国的农民在打粮食，美国的农民也在打粮食，各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1/3来自政府补贴，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他的价格可以大大低于其生产成本销售，在价格上，他国农民根本没有优势。

况且，美国产业化农场通常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土地面积狭小，比如中国，一个农户的家庭农场，平均6～7亩地，合成英亩，只有1亩。而美国通常是一个农民经营整个农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家庭绑在这1英亩地上，如何跟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各国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是必然现象，不仅中国如此，即使在美国，家庭农场也是如此。农民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因为美国低价销售出来的粮食，用做饲料，去养羊、猪、鸡等。上游的产品已经便宜许多了，下游的产品自然便宜。美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又几乎都是机械化的养殖场，猪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价格，都会比你低，所以发展中各国的农民养什么，什么都不赚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应—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这是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WTO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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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帝国”的生意经

有学者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正在形成“粮食帝国”。美国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

它们采用两大“法宝”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附庸。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食品业的结盟，大大加强了其市场垄断力度。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ConAgra/Dupont）、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Cargill/Monsanto）、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Novartis/ADM）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影响力扩张到全球。

例如，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41％份额的孟山都公司，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的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都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

在大型食品公司的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